再写个与牛、与牛年有关的旧闻。
36年前的1985年也是个牛年。为了讨要15万货款，有个河南农民赶着15头牛进京告御状。
他就是李战军。
高小文化程度，家住河南省宝丰县大营乡宋坪村，曾在北京卫戍区某部服役两年的李战军，退伍还乡后大部分时间在大队办的宋坪炼焦厂担任业务员。
宋坪村地处山区，全村931名人口人均仅3分坡地，主要经营工副业，有全村集资兴办的炼焦厂，还有砖窑等，吃的是国家统销粮。
1979年下半年，宋坪炼焦厂同舞阳县化肥厂建立了业务关系，负责供应化肥厂焦炭。开始时货款两清，两家关系较好。嗣后化肥厂不及时偿付货款，到1982年底尚拖欠炼焦厂15万余元。
舞阳县化肥厂因经营不善，吃“大锅饭”，连年亏损，是县里有名的老大难企业。1983年县领导调整了化肥厂的领导班子，由工程师王某承包“组阁”，实行改革。此后化肥厂经营一度有了起色，开始扭亏为盈。河南省报曾先后两次报道了这位“企业改革家”的事迹，从此王某一举成为全县炙手可热的人物，并身兼县人大代表、政协副主席、科协主席等数职。
为了催要这15万元的货款，宋坪炼焦厂派李战军多次去舞阳县化肥厂交涉。新任的王厂长以该厂已经承包给他为借口，无理拒绝偿还承包前所欠的外债。于是李战军去找舞阳县，县领导让他去找经委，找到经委，经委领导人又说要请示县委。李战军到处碰壁，要债无门。
时间跨入了1984年。他们想借助法律的力量要回欠款。于是他们向宝丰县法律事务所聘请了两位律师作诉讼代理人，交了1000元代理费，写了起诉状，于5月16日向舞阳县法院起诉。舞阳县法院于5月22日立案受理，并预收炼焦厂诉讼费3710元。这本是一起案情简单、是非清楚的经济纠纷案件，那知竟拖了一年零七个月之久尚未得到解决。
在追讨货款无望的情况下，李战军来到了漯河市牛行街，他又在一家店铺里订制了十五面锦旗，分别绣上“伸张正义，为民作主”、“为民作主”、“动金笔，抒民情”这三种不同的内容。1985年12月28日，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出重金请牛行派六个伙计把其中十五头牛押运至北京西直门车站。
1986年1月1日晚，北京，司 法 部门前突然出现了十五头膘肥体壮、披红挂绿的黄牛。这些黄牛是河南省农民李战军上京告状赶来的。这可能是中国农民最早的维权行为艺术了。还有一封写给领导的信。
中共 中 央 领导同志、中 央 直 属机 关领导同志：
你们好！
今朝明土匪，法院当帮凶，县长推血磨，银行徇私情。民告状，叫天天不应，卷宗纸篓扔！万般无奈，特奉献老百姓的心爱之物——耕牛15头，给首长元旦春节饮酒下菜用，盼与民说话。所献耕牛给：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 席、国 务 院、中纪 委、司 法 部、最 高 人民 法 院、最高 人民 检察 院……
这事心惊动了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批复了这十二个字是：
告状有理，方法不妥，事出有因。
（以上资料引自网络及相关书籍）。
1986年2月18日，中国八亿农民心目中最权威的行业报纸《农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李战军赶牛告状的整个来龙去脉，另配评论员文章。消息的标题共三条：
肩标：当官不为民作主，有关部门踢皮球
主标：农民李战军状告官僚主义
副标：他为一桩并不复杂的经济纠纷，申诉一年零七个月，往返于舞阳、许昌、郑州四五十次，花资一万二千元，最后逼得封门赶牛，进京告状，中央领导批示后才彻底解决。
后来《农民日报》对此事还发表了题为《办法不可取，教训要吸取》的评论，既批评了某些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又指出了赶牛告状方法的不恰当，平息了人们对此事的各种议论,显示了极高的舆论引导水平和宣传技巧。
1986年3月2日，广东农民报头版文章《河南一农民被逼进京告状》，可算是该报开办以来，也是1982年2月国家通过《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来的第一例非常规手段信访的案例。
从此以后，在中国农民的常规维权方式外，总有不少人寻找更能吸引社会关注度的方法。跳楼秀就是其一。2021年2月5日，甘肃甘南：包工头爬50米塔吊讨薪，警方通告中称，当事人“爬上50米高的塔吊臂威胁工地负责人并向党委政府施压恶意索要工程款。”由于该男子的行为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而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最后还提示“对用跳楼、跳塔吊或暴力极端行为恶意索要工资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厉打击处理。对以农民工工资拖欠为名聚集讨要工程款、材料款等恶意讨薪行为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恶意讨薪拘留10天迅速引发舆论强烈反弹。许多网友认为警方发布信息“只讲恶意讨薪，不提恶意欠薪，让人难以接受”。针对这起舆情事件， 甘南州调查后认定，警情信息发布过程中，“用词不当、表述不准”，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36年过去了，偶然再次翻到这个案例，不知道李战军现在可安好？现在讨债其实连这种“秀”都不存在了，人们开始动粗。
2021年2月9日（腊月廿八）上午10时许，湖南省辰溪县谭家场乡道光屯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何汉良(男，辰溪县谭家场乡人)到包工头家里讨要一万元钱的工钱无果的情况下，与包工头发生争执，持械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2021年2月11日（年除）上午8时许，山东平邑县平邑街道同太村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案件源于6000元钱的要账。该村村民林某某家中5人当场死亡，1人受重伤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2020年5月6日，湖北省丹江口市28岁的蔡某向袁某（女）讨要8万元欠款时，袁某不仅不还钱，还很“豪橫”，拒不还钱还出言不逊，最后激怒蔡某，将袁某残忍杀害。
银川的“301路公交车纵火案”。案件造成了18人死亡32人受伤，案犯马永平就因为被拖欠二十多万工资，讨薪三年无果后，做出了报复社会的极端做法。
2014年12月，河北保定村民庞小龙一家三代同时被杀死，包括死者的妻子和母亲、两个儿子、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凶手借给庞小龙十多万元，多次多年讨要不还。但庞小龙的大儿子却买车买房，即将举行婚礼。凶手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有钱买车买房，为何不还钱？！”
我们当然不主张赶牛进京式维权，更强烈谴责杀人暴力的民转刑案件，但确实要考虑一下怎么样让老百姓打官司的路更畅通、费用更低廉、程序更简捷、权益实现更方便。
或许，要实现上述目标，我们的司法宗旨值得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