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格拉兹科夫以后回忆道，“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发展有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候，经济蓬勃发展。到1975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开始走向衰落。那年，是体制开始崩溃的转折点。70年代末，这个体制彻底地衰败了。人们对现存苏维埃体制的寄托陷入了完全的怀疑和失望。任何有头脑的人更是既失望，又忧虑。1979年，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修补这个体制。”
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3)
尝试是从勃列日涅夫的一道命令开始的。然而，寻找使社会主义进步的“指导方针”的努力没有结果，并使研究者身陷泥沼。无望的经济匮乏开始加剧。工厂继续为消费者生产垃圾产品。所有在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都被命令重新寻找提高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新方法。制定重新搜索计划的细则已经包含在勃列日涅夫的第695号行政令里。它是巨大的、厚厚的一本指导性文件。“试图让它成为指导一切事情的方针，”格拉兹科夫回忆道，“包括指导经济发展，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产品质量等各个方面。这就是社会主
义的终极目标，实际上，这个命令正是导致体制结束的开始。”
在集体农庄的那些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起争论第695号行政令如何实行。
雅尔马加耶夫认为它注定会失败。他在工厂工作，他认为尽善尽美的社会主义工业的说法是荒谬的。“所有说法都是谎言。苏联根本就没有与社会主义经济配套的经济成分。每个人都有偷窃习惯。每样东西又有被盗窃的危险。”丘拜斯争辩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益。雅尔马加耶夫反驳道：“那我们就看看工厂领导吧。他就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让更多的钱流到自己的腰包里。”
丘拜斯自信、热心地为第695号行政令辩解。他渴望自己成为一个大工厂的领导，可以亲自去实践解决社会主义工业出现的问题。据格拉兹科夫回忆，丘拜斯是一个非常难对的雄辩者。丘拜斯指出，不要全盘否定工业企业，要把它们存在的问题分开，一步一步地解决。他曾说：“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又解决了那个问题，进而解决了这些和那些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能不腾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