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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白日薄西山

www.gphztz.com | 作者:吴老师股票合作 | 发布时间: 2022-06-02 | 2626 次浏览 | 分享到:

序总序

    关注历史、研究历史的目的何在?西方史学家一直推崇公元前两世纪时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的话:“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而考古学证明,至少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商代,中国人就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的史官们不仅要记录发生了的事件,还要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件。他们选择龟甲来刻写卜辞,因为龟具有长久的寿命,见证过历史的沧桑,所以能够暗示未来的吉凶。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也是文明延续性最强的民族国家,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强烈的历史意识,使他们一旦遇到重要的选择,便首先去翻阅史书。中国的文化传统认为,某个王朝一旦出现衰亡的征兆,上天和民众马上会抛弃它,将它变成新兴王朝的历史收藏,以供取资。《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记载夏桀迷惑暴乱,太史令终古便出奔投商。而当商纣王迷惑暴乱之际,内史向挚也“载其图法,出亡之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官似乎有着一种自觉的意识:让历史永远服务于未来。   
    什么是重大事件?古代史书中记录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政治事件,政治事件中最大的又莫过于改朝换代,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兴亡”。而中国人讨论“亡”似乎更有甚于“兴”。古代中国在战国秦汉之际发生过最为重大的转折。此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享国超过五六百年甚至达八百年的氏族王国,但这样的国家毕竟是联盟式的松散政体。而经过战国秦汉的历史实践过程完成、确立的郡县制国家,才是统一的领土国家和全民国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国家体制如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起算,至清帝逊位的1911年,延续了2133年。其间有过二十多个统一或分裂;汉族或少数民族的王朝,但都奉行了郡县制度,因此我们不妨将他们视作一个中华帝国的不同届次的政府。只是这些政府的任期与更换方式与近现代国家不同而已。而他们开辟的国土、抟成的民族,创造的文化、锻造的性格大都被近现代的中国人继承了下来。   
    汉、唐、宋、明是中华帝国任期最长的四大王朝,这些国祚久长,创造过盛世的王朝,其衰亡更加具有历史意味。我们发现。尽管它们的灭亡各有原因,但有两个方面是相同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其一是这四个王朝的灭亡形式囊括了中国古代王朝更迭的两种形式:来自内部的分裂与来自外部的入侵。汉、唐亡于内;宋、明亡于外。当然,他们的灭亡都是内忧加外患,销磨积弊多年,才导致一个最终解决的方式。其二是这四个王朝由于制度的优越和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就,没有一个王朝是毁于一旦的。他们的代替者或是受其抚育的臣民,或是受其影响的地方民族政权。这些代替者无一不以他们的继任者自居,进行政治改革并修撰前任王朝的国史。这一点,与夏、商、周、秦、汉之间的推翻暴政,解民于水火式的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汉、唐、宋、明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是最为丰富的,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也是最为深刻的。它们是历史遗产最富有的王朝。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套讨论兴亡的丛书只是历史通俗读物而不是学术著作,是三个大学文史专业教师不务正业的少作,代表着他们当时肤浅的文字趣味与历史见识,这次再版作了少许的修订。他们的目的只是用现代散文话语营构一个历史阅读场景,其中只有情节、人物、议论而不是规律、分析和理论。但他们相信,在这个全球风云变幻、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会有更多的国人想要了解我们的过去,关注我们的未来。正如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所言:“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惟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如果这套文字通俗但又不是戏说的丛书能够感发人们对国史的兴趣,便满足了他们再版的心愿。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1)

    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   
                      ——汉末民谣   
    冬天,是死亡的季节,夕阳透着惨白,沉沦于西山。   
    孝桓皇帝永康元年(167)的冬天,是本朝世祖光武皇帝中兴以来的第一百四十三个冬天,大统延嗣了十一位君主。倘若上溯到高皇帝开辟大汉基业的那一年,这便是第三百七十个冬天了,大统之中,也得再上溯十三位君主。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单凭这样的年龄,就足以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赢得美好的声誉。这不仅是对在本朝之前只有十五年的秦帝国而言,就是对直至公元一千九百一十一年的中华帝国历朝历代而言,本朝也是享国最久的帝国。事实上,在史学家的心目中,能和本朝共享最高荣誉的帝国,仅仅是七世纪到十世纪的大唐帝国而已。本朝的国号“汉”,成了所有中国人的代称。   
    当然,久盛必衰,是中国哲学中丝毫不用证明的道理。先哲云:“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老子》)因而本朝的灭亡也在所难免。可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   
    二百多年前,占星家们就预言本朝的灭亡了。那是在汉武帝崩后,刚刚达到极盛的王朝,因为和匈奴连年开战,又陷入了困顿之中,民间便开始怀疑朝廷的气数。有位叫路温舒的方士,从小跟他的祖父学天文历算之学,认为汉家有“三七之厄”,也就是说,汉家的天命只有三七的乘数,即二百一十年。宣帝朝,他做到了临淮太守,便向朝廷上了道密奏,汉家叫封事,将他的预言备案以为警戒。到了成帝朝,因为孝成皇帝的性欲很强,经常在后妃怀孕的时行房事,导致多次流产,所以一直没有皇子诞生,朝廷的统嗣出现了危机。此时,另一位叫谷永的文士再次提起这个预言。汉家的天子们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但孝成皇帝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的一位娘家侄子王莽却铭记在心,他不仅要利用这一预言,而且刻意要使预言兑现。孝平皇帝元始五年冬天,在安汉公王莽的安排下,平帝开始生病,到十二月的一天,安汉公又安排了平帝驾崩归西。这一天,大汉帝国的年寿恰满二百一十岁。   
    预言实现之后,安汉公便成立了一个国号叫“新”的王朝,自己做了天子。但他谋杀汉家天子的事引发了地方大臣和民众的起义,人们似乎还是期望做大汉的臣民,于是,王莽的帝国几乎同秦帝国一样的短命。大汉帝国在世祖光武皇帝的手中得以光复,起死回生。史家郑重地将世祖以前的朝代叫做“前汉”,将世祖光复的朝代叫做“后汉”。至今,人们谈起世祖光武皇帝带兵收复长安时的情景,仍是绘声绘色,仿佛目睹亲历:   
    世祖光武皇帝和他的部下们穿戴整齐,大冠、宽衣、博带,朴素中显出无与伦比的高贵与庄重。那些年迈的前朝官吏们恭候在道边,流着眼泪庆贺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汉官威仪!”   
    时至今日,占星家们似乎不再公布耸人听闻的政治预言了,因此,永康元年的冬天,就被他们粗心地放过。可是,一切关心本朝命运的官吏和人民,都感受到了异样的寒冷。事实上,后代的历史学家们正是把这个冬天,当成了我们大汉帝国的最后一个季节,当作本朝寿终正寝倒计时的开始。   
    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八丁丑日,本朝帝都洛阳城中那座最大的宫殿,笼罩在不祥的氛围之中。不久,京城的吏民都被告知:天子崩于德阳殿。   
    有一个事实,是让任何朝代的吏民们都难以接受的,那就是天子年仅三十六岁。不过,对于本朝的吏民来说,已经不以为怪了。本朝列祖列宗皆不永年:世祖光武皇帝年六十二,孝明皇帝年四十八,孝章皇帝年三十三,孝和皇帝年二十,殇帝年仅二岁,孝安皇帝年三十二,孝顺皇帝年三十,冲帝年仅三岁,质帝年仅九岁。这些天子向世人显示着血脉基因的退化,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为也。   
    按照惯例,臣下们必须用道德的标准评价这位刚刚宾天的天子,为他上一个谥号。天子太年轻了。他十五岁登基,可直到他三十岁时,才从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大政。然而,由他作主的六年,同样使人失望。   
    对此,天子生前不是没有自知之明。在他三十一岁那一年,有一天,为了不使臣下惊慌失措,他故意作出放松的姿态询问近侍大臣爰延:“依卿看来,朕是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答道:“和我们大汉的列祖列宗相比,陛下算是位中等的君主。”   
    汉家的吏民品评事物,喜欢分上、上、下三等。每一等中还可再细分上、中、下三等,共为九等,或称九品。在本朝最伟大的史家班孟坚的不配之作《汉书》里,便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人物依九品等第评论了一番。中等的人物,是在圣人之下,不肖小人之上的平常人。爰延的意思是说:像陛下这样的君主,自己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被贤臣辅佐,天下就会大治;如果被小人包围,天下就会大乱。这个评价直切而不落阿谀之嫌,可更多的还是对天子的期望。天子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为此,他升迁了爰延的官职。   
    即使充当一位中等的君主,他还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精力更多地耗费在下等君主们常常关注的那些事情上了。史书记载他惟一过人的才赋是“好音乐,善琴笙”,这是史家指责他喜好声色的委婉叙述。他还被描写成是个有异端思想的皇帝,他破天荒地在宫廷中为佛教的祖师释迦牟尼和道家的祖师老子设立了祭坛。这一点,不仅违背了本朝以儒家学说为政教大纲的原则,而且,这两种信仰都俱有的清心寡欲的教条,还被他的臣下们信手拈来,作为指责他好色的矛头,令他陷入尴尬的境地。事实上,他的短寿正是由于他的信仰没有能够战胜他的欲望。   
    臣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桓”字作为他的谥号,这是个不坏的称呼。“桓”有“大”的含义,按谥法:“辟土服远谓之桓”,在此之前,只有春秋战国的诸侯霸主们如齐桓公等拥有过这样的名号。这是因为近年来惟一值得提起的政绩是:本朝在与周边民族,特别是与西北羌族的冲突中,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和前汉的孝成皇帝一样,孝桓皇帝生前有很多女人,但也没有子嗣。   
    这又是一件令人头痛,而在本朝却见怪不怪的事。本朝的列祖列宗不仅年寿不长,而且生育能力不强。由嫡长子承继大统的制度,在本朝难以贯彻。孝殇皇帝以出生一百多天的婴儿承继其父孝和皇帝的大统,不满七个月就夭折崩殂,大统旁落到他的叔父孝安皇帝身上。此后的孝顺皇帝是孝安皇帝的独生子,而这条微弱的血脉又以一个年仅两岁的幼主登基、不满五个月便又崩殂的形式中断了,这便是孝冲皇帝。此时,皇室中已无储君,只得从藩王中遴选。以后的孝质皇帝以及眼下这位刚刚宾天的孝桓皇帝,都是以外藩的身分入继大统的。   
    未来的新帝只能产生于藩王之中,似乎,这已成了惯例;仿佛,这又是天命。一切的一切,皆非人力所能为也。   
    国不可一日无君,正如天不可久阴。新帝的拥立,已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按本朝的礼法,大行皇帝的葬礼,要在新帝即位后举行,此间,诸位大臣们仍循旧政,事死如生。可是,天子驾崩毕竟给人带来不安,对朝官来说,最担心的是将来的人事变更,以及朝纲的因革。本朝的政治从来是朋党纷争,瓜葛纠缠,险象环生,一言难尽。故而在此期间,中枢机构的诸多大臣竟托病不朝,这引起了太尉陈蕃的担忧,他给这些机构递去了一封公开信,指责道:“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安乎?”   
    以太尉的资历、耿直与威望,这封信让大家感到无地自容,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同时,拥立新帝的行动已经开始。   
    这一年,汉河间国解渎亭侯刘宏才十二岁。如此年纪便领侯爵,并非由于他的早熟,或是在政治、道德上有什么超常的成就,而是表明:他是个失怙的少年。他的爵位袭自他的父亲——已故汉解渎亭侯刘苌。十二岁的侯王,对事情只能是朦朦胧胧的。他可能知道,刚刚驾崩的天子是自己的堂叔父,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先祖,即孝章皇帝之子、汉河间王刘开,但他决不可能知道,天命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直到从洛阳来的马队、仪仗簇拥着一辆白盖马车来到他的府第;直到朝中侍御史、光禄大夫刘儵、中常侍曹节,拿着朝廷的符节,一起向他行大礼时,他似乎才明白了。   
    接着,光禄大夫向他宣读了以太后的名义发布的诏书:   
    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获胤嗣之祚,早弃万国。朕忧心摧伤,追览前代法:王后无适,即择贤近亲。考德叙才,莫若解渎亭侯宏,年十二,嶷然有周成之质。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其以宏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刘儵持节之国奉迎。   
    这支由黄门宦官、禁军虎贲、羽林组成的上千人的车驾队伍,从洛阳向东北方向的河间国封地进发,要走八百多里地,但他们来得很快,几乎与天子驾崩的讣告相接踵。当这支队伍出现在河间境内时,使得许多略上年纪的百姓,又看到了二十一年前,同样的车驾来此迎接孝桓皇帝时的情景,至今三尺童子尚会吟诵当年的歌谣:“车班班,入河间。”河间王的家族,竟然连出两位天子!这还是天命!   
    车驾离开得也很匆忙。天子以十二月丁丑日驾崩,而迎驾的队伍已于次年正月初三己亥日抵达洛阳,先后不到一个月。   
    新天子的母亲姓董,河间人,史书不载其名。此时,尽管她的儿子成了人君,但她却没有被允许随子进京。当儿子登临大宝之后,她也没有得到企望中的待遇,而是仅仅被封为“慎园贵人”。就这,还是沾了亡夫的光,因为新天子即位后,按本朝尊崇孝道的准则,追尊自己的生父为“孝仁皇”,陵墓为“慎陵”。所以,她被册封为一位已故天子的贵妃。   
    这一点,以新天子当时的年龄,不会懂得个中原委;但对一个十二岁而又失去父亲的孩子来说,做了天子却必须离开他的母亲,真让他迷惘或者难过。即使在他成年以后,也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夺情的事。当然,他也明白了真正的原因,那就是决定自己入继大统的绝非天命,绝非自己有什么“周成之质”,而是孝桓皇帝的遗孀窦太后,以及她的势力集团。太后之所以在诸多的宗室藩王中选择了自己,绝非她的情感天平倾向于亡夫的家族,而是看中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太后要做自己的母亲,并且希望自己永远是个孩子。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2)

    簇拥着白盖车的队伍在凛冽的寒风中抵达京城北门外的夏门亭。前城门校尉、槐里侯,现拜大将军、窦太后之父窦武,持节率朝官恭候在此。窦武对新天子的拥戴之功,可能刘儵已在路上禀报过了:“正是大将军,在孝桓皇帝驾崩之后,立即召见了臣下,因臣下是河间人,向臣下询问了河间国诸王侯的情况,决定由陛下入继大统,并亲自进宫奏白太后。”   
    大将军率群臣向储君行了礼,刘宏也在光禄大夫的引导下向大将军及群臣们长揖还礼。看上去,大将军是个很有威仪和修养的中年人,令储君敬畏。随后,大将军请储君换乘。这是一驾青盖马车,“青”,是苍天的颜色,本朝的宪法上写着:“天子父天母地”。就这样,昊昊苍天笼罩着储君,从帝都的北门——夏门进入了北宫。   
    次日,于德阳殿即皇帝位,改元“建宁”。这位新天子百年之后,被谥为“孝灵皇帝”,按史家的惯例,不妨即可称之为“灵帝”。   
    太后姓窦名妙,可这个动人的名字从未打动过她的亡夫,而且,就在半个多月前,这个名字使得她的亡夫留下的其他嫔妃们感到大势不妙,魂飞魄散。   
    太后的家族,是本朝最高贵的家族之一。她的先祖窦融历任世祖光武皇帝朝的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冀州牧、大司空,封安丰侯,也是本朝的开国元勋。王莽之末,群雄并起,窦融作为割据河西走廊这一军事重地的豪强和军事首领,及时地交通并归附了世祖,从而使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倾斜。因而,世祖对他的态度一直右于其他公卿。他与世祖的联合,还基于另一个更为神圣而遥远的原因,他的七世祖窦广国就是前汉孝文皇后的胞弟。因此他对世祖说:作为汉室的外戚,理应辅佐皇族的事业。这一点,深得世祖的嘉许,并将《太史公书》中的《外戚世家》赠给了他,因而窦氏家族再次与本朝的皇室续上了姻亲关系,除了眼下这位太后出自窦氏之外,本朝孝章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   
    本朝皇后的册立,大多根据天子的喜好和嫔妃们的懿德,或者是纯粹生物学的因素,即被立为皇后的嫔妃给天子生下了储君。这与高皇帝开辟的前汉大不相同。高皇帝以布衣庶民,提三尺剑,马上征战而得天下。他和他的开国大臣的体内流着爱吃狗肉的村夫野民的血,从来就不相信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因此高皇帝以下的列祖列宗们的皇后大多来自下级官吏或平民百姓之家,甚至是贱隶倡优。其立废皆由天意。即如这位窦太后的远祖窦广国,以及他的姐姐、孝文皇帝的太后,因为家境贫寒,姐弟俩年幼即被人分而出卖。多少年后,窦广国知道姐姐已在深宫,而他自己尚且为人奴仆。姐弟相见,叙及旧事,广国说:“姐姐在客店里与我分手时,向人家乞借了澡盆,为我洗了澡。又乞讨饭食喂了我,这才离去。”话语凄凉,姐弟俩及周围的宦官、宫女皆大恸之。   
    大汉的长期的恩德和文教终于养育出了一大批豪强士族,他们成为大汉的支柱,向上托起天子这个屋顶,向下镇制百姓这个基础。出于大汉皇室旁亲远系的世祖光武皇帝正是依靠了他们,才光复了大汉的基业,当然,也就必须让他们分享到更多的政治利益。其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本朝的天子有义务从这些家族中选择自己的配偶,并且借此平衡与各大士族,特别是北方与南阳两大士族群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世祖本人是始作俑者,在征战之际,他册立北方士族之女郭圣通为后,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光复以后,世祖为安抚自己故乡的士族,又废郭后而册立来自南阳的阴丽华为后,尽管她已是一个中年妇女。与天子的联姻,是帝国大股东们的股票。这样的股票升值迅速,回报丰厚,但也充满了风险。   
    窦后的册立,遵循了同样的故事。   
    孝桓皇帝的第一个皇后梁莹,来自北方的士族,是大将军梁冀在他十五岁登基那年强加给他的,因为她是大将军的胞妹。史书上说她因为没有子嗣,不见夫君宠御,忧疾而终。这样的说法可能颠倒了因果。不过她的死,给天子铲除大将军提供了时机。事后,官僚们的建议又使他不得不册立了来自南阳士族的邓猛女为后。七年以后,她被指控没有子嗣且又恃尊骄忌,贬死于冷宫。窦后作为孝桓皇帝的第三位皇后,是因为她的家族一直是梁大将军家族的死对头。她伴随天子只有两个多年头,从未得到丈夫的宠爱,因而也无子嗣。孝桓皇帝的情感或是欲望,全部倾注在一个叫田圣的妃子和其他风情婉约的嫔妃们的身上,留给她的仅仅是祭品一般的尊贵和寂漠。这一切铸成了报复的利剑,像一切因为缺乏人道的生活而变得异常狠毒的女人一样,她甚至在亡夫刚刚入敛之时,就令人诛杀了田圣,并且扬言要杀死所有的嫔妃。倘若没有几个大宦官的苦苦求情,她的亡夫将会携带更多的心上人同往极乐世界。   
    面对这样的一位新的母亲并且是尊贵的母后,年少的天子更多地感到敬畏,大概成年以后的天子,还会把这种敬畏变成后怕和胆寒。   
    登基典礼只是担任天子这一尊爵的第一道手续,灵帝在大臣们的安排下,又办完了其他的手续:二月十三辛酉日,葬孝桓皇帝于宣陵。二十二庚午日,拜谒高皇帝庙。二十三辛未日,拜谒世祖庙。在接受了本朝的传统教育之后,施民以恩惠,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位及帛物。闰三月十五甲午日,追尊自己的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夏氏为孝元皇后;追尊生父为孝仁皇,封生母董氏为慎园贵人。如此,便将自家的宗法谱系与国家的大统合而为一。这些,只有天子感到游戏般的新鲜,大臣及士民们皆知是惯例。不过,新天子的即位毕竟给本朝的政治带来了希望,特别是与那些对本朝抱有极大责任心的士人,莫不延颈以望太平。   
    这种希望并不来自天子本人,由于本朝列祖列宗的短寿,很多臣僚经历过两至三朝乃至四朝,大统延续过程中诸多见怪不怪的事,至少在他们的心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天子仅仅是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玩偶。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本朝的各种势力集团,能否自觉地遵循本朝的祖宗之法,能否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出任宰臣。   
    希望来自这样的消息:本朝拜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并由前长乐卫尉王畅出任司空。   
    这意味着,朝政又回到了士大夫的手中,因为太傅、大将军、司徒均为本朝尊职,参录尚书事即掌握了本朝的中枢机构、天子的秘书处——尚书台的政务。胡广是一位恭色逊言、明哲保身因而能历数朝的大臣。尽管是个老滑头,但他与各种势力妥协的背后,却是为了坚持本朝的政纲。窦武虽以外戚而登尊位,但其人年少即以学问和德行著称,有名士风范;在位时征辟名士,治家严谨。他与以前的几位大将军,特别是与那位历孝顺、孝质、孝桓三朝、有“跋扈将军”之称的梁冀截然不同。他的品行被士大夫们视为同志,而他的地位又被士大夫们视为依赖。王畅一直是士人的榜样,当初陈太傅举荐他时,给他下了十个字的评语:“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至于陈蕃,则是本朝道德文章的化身、士大夫的领袖、有能力将一个儿皇帝教导成尧舜明君的老师。他的政治主张,是本朝宪法中一切崇高和美好文字的体现。他在实现这些理想的过程中,非常固执、强硬地不与任何势力妥协,这种刚性的政治作风,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和舆论威望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仇恨与阴谋。这一点,是本朝吏民们对政治清明充满希望的时刻忽视了的一个潜伏的危机。   
    意识到这个危机的存在,甚至很敏感于这个危机的人并不多。陈蕃的固执与强硬并未使他盲目乐观或刚愎自用,七十多岁的老臣有着超乎常人的宦海经验,他最早注视着危机的发展,注视着他的敌手,并积极地寻找时机。   
    建宁元年(168)的六月,天子接受了窦太后的懿旨:录定策功。封窦武、曹节等十一人为列侯。大将军家族封侯者最多,其子窦机为渭阳侯;侄子窦绍、窦靖分别为雩侯、西乡侯。他知道,所谓定策功,就是赏赐拥立他为帝的几位大臣及其家族成员。在太后看来,这是维护窦氏家族地位的重要决策。窦武及其子侄的封侯自是必要;曹节有北迎灵帝之功,封长安乡侯。更重要的是,他在孝桓皇帝时,就已成为宦官首领,是窦氏左右皇帝所要拉拢的人物;而陈蕃则是维持朝纲、笼络士大夫的依靠。此外,太后对陈太傅怀有特别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陈蕃当年坚持以窦氏的高贵门第为立后的根据,孝桓皇帝会将他最心爱的、但出身寒微的女人田圣立为皇后。因此,封陈蕃为高阳乡侯。   
    灵帝不知道太后的良苦用心,他只是感到在窦武、陈蕃和曹节这三个人当中,惟有曹节给了他这个年龄的人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大将军与陈太傅对他的教训和管束让他敬畏。他从心底里想逃避他们,逃避他们威严的目光,逃避他们无休止的大道理,逃避他们安排的经学功课的礼仪演习。他喜欢和曹节以及王甫、郑飒、奶妈赵娆以及一大帮女尚书们在一起,他们每天都能让自己吃到从未吃过的东西,玩从未玩过的游戏,发自己从不敢发的脾气,说自己从不敢说的话。他想自己的家,想自己的母亲,因而更想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找到补偿。   
    灵帝更不知道的是:这次录定策功,竟开启了那个潜伏着的危机。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3)

    就在封侯的圣旨下达之后,发生了两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涿郡有一位名叫卢植的布衣士人向窦武递交了一封书信,信中的言辞非常直切,指出窦武接受侯王之爵是名不符实、贪天功为已有。因为窦氏尽管作为天下聚目而视、延颈以望的宰辅,但定策拥立灵帝这件事并不是依据了立长立贤的立储原则,而是依照皇室的家谱作出的选择,无甚功德值得称言。卢植还以本朝国嗣屡绝、四方盗贼纷起、朝中人事错综复杂等为借口,提醒窦氏保全身名,辞去封赏。   
    卢植的这封信不亚于一位巫师对诸多危机的预言,可惜的是,大将军没有重视这封信。不久的将来,大将军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卢植也为挽救他的预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是后话了。   
    卢植作为一个布衣,竟敢向尊贵的大将军直陈言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像卢植这样的士人,不管是在野还是在朝,都不希望大将军是一个外戚大将军,而应该是一个士大夫大将军。本朝孝殇皇帝以降,皇统屡绝,国柄或归外戚,或归宦官,朝纲紊乱,积重难返。就封赏爵位来说,其道德依据已经丧失,受封者多为外戚、宦官之亲党或通贿权奸的虚诈之徒,故而接受封爵,往往被视为接受了一种耻辱。   
    眼前的这位大将军虽然和以往的大将军不同,但他毕竟与卢植或其他士大夫的出处不一样了,他有一些与他的太后女儿相同而与士大夫们相左的想法,或者他有更多的考虑,或者他过于自信。   
    无独有偶的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太傅陈蕃,一连十多道奏章,向太后辞去了爵位,他的理由正大而谦逊。他说:“臣闻割地之封,功德是焉。臣虽无素洁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若受爵不让,掩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是孔夫子的话,不过陈太傅所说的“道”,却饱含了反讽。   
    冲突的前提,是阵营的形成,这件节外生枝的事,使得双方都关注起彼此的阵脚。   
    在一次例行的处理政务会议之后,陈太傅请大将军私下议事。   
    “大将军,时下大统已继,百废待兴,天下名士,皆思奋其智力。前朝为奸佞所黜贤良,如李膺、杜密、尹勋、刘瑜诸位,现已起用,可谓既从人望,而德归太后,太平之志可申矣!”陈太傅说。   
    大将军听了连连颔首。   
    太傅见大将军流露了态度,便将坐席向大将军移近了一点,又说道:“曹节、王甫等人,自先帝朝起,就操弄国柄,浊乱海内。如不趁早除之,将来恐难以对付啊!”   
    窦武听了,向太傅揖拜道:   
    “太傅有此忠正之言,实乃汉家的福祉。太傅之意,深合我心。”   
    太傅面露喜色,以手拍席,奋然而起。   
    大将军的性格和太傅不同,他似乎更加谨慎、持重。但他缺乏果断与刚毅,因而他的谨慎与持重就掺杂了犹豫和迟钝。   
    他开始一步步地安排实现他与陈太傅商量好的事。在他的办公室里,召开了多次会议,与会者有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以及孝桓皇帝朝被废黜的著名官僚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从事中郎苟昱、颖川名士陈寔等。   
    外戚与宦官,一直是本朝干扰士大夫行政的力量,孝桓皇帝从大将军梁冀手中收回国柄后,立即交给了宦官们。现在,外戚毕竟与士大夫们合而为一了,他们开始对付共同的敌人。   
    窦太后是个有远见的女人,她知道依靠自己这个久居禁中的妇道人家,或者手中的儿皇帝,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治理一个国家,光靠权势不行,必须依靠官僚士大夫们。他们熟谙行政的技术过程,明晓君臣大义,尽管有的时候鲠直得过于迂腐,一点儿不会察颜观色。然而太后又是个典型的女人,好虚荣,喜欢享受权势。这种感觉,只有从她周围的宦官和女尚书们的谄媚中得到。而且,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帮同她共同生活于皇宫大内之中的奴仆们,与皇宫之外的帝国各级行政机构中的官僚们,竟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几个月来,她已经多次在被侍候得舒舒服服的情形下,将爵位、官职当作小玩意一样赏给了几个宦官和皇帝乳母的亲朋好友们。当然,每次封赏都以天子的名义,并在天子的监督下,由掌玺大臣盖上御玺后发布。这个习惯后来被灵帝不折不扣地继承下去,并有所创造。这又是后话。他们都不太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重器,对于亲近宠近的奴仆或亲戚,可赏之以财,但决不可授之以爵。   
    时已八月,洛阳城中秋风萧瑟,凉透单衣。   
    陈太傅有些等不及了,他是个政治洁癖,希望像扫地一样处理国家的政务。太傅的名望,来自他十五岁时的怪异行为。那时他闲处一室,听任院子里杂草丛生。有一天,父亲的朋友、郡中功曹薛勤来访,见状便对他说:“小子!贵客到此,为何不好好地洒扫庭院?”   
    “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能扫此一室?”   
    陈太傅说出了一句永垂青史的豪言。   
    对于大将军的慎重,太傅有些不解,可能还有些顾虑。他在家中徘徊反侧,想找一个好的借口,敦促大将军早些下手。   
    忽然,府外的街市上,传来了喧嚣之声,接着,家仆进来报告:天上出现日蚀,百姓们正在祈祷和叫喊,希望驱除吞食太阳的天狗。太傅心中一震,吩咐备车去大将军府。   
    “日乃阳气,君王之象。月乃阴气,臣下之象。今苍天示以日蚀,当有君侧小人作奸弄权,太傅必为此事而来吧?”大将军一见太傅便急切地问道。   
    太傅见大将军知晓天道,便直截了当地从人事的角度提醒大将军:   
    “当初孝元皇帝朝,御史大夫萧望之竟为一个阉人石显所谮,被迫自尽。当今李膺、杜密诸公,曾为阉宦所窘,祸及妻小。何况现在像石显这样的人,不下数十个,为害就在眼前啊!蕃以七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蚀之事,斥罢宦官,以答天变。此外,乳母赵夫人及诸多女尚书,每天都在太后面前搬弄是非,干扰朝政。急宜退绝,请将军从速计议。”   
    “太傅请回,武即刻进宫,面陈太后。”大将军窦武答道。   
    斥罢宦官的理由很简单,在士大夫的眼里,宦官不具备人格,只是天子宫内执帚奉盏的奴隶。君臣之间,有社稷大义可言,真正有臣子应当是社稷之臣,而非天子的私臣。故君对臣不可无礼,臣对君亦可去就,而对宦官则无须如此。可士大夫们有一点不明白,并不是一开始,宦官们就一心一意地与他们过不去,而是被士大夫们用各种制度和礼仪禁锢在大内的那位天子,不时地想把耳目手足伸展到大内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天地之中,直接干预士大夫们操纵的行政运行程序。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倚重身边的这帮残贱之人,天子即便顶天立地,也是四顾茫然,真成了他一天到晚挂在嘴上的谦称:孤家寡人。再则,主子和奴才朝夕相处,他们之间的感情即便不是最真诚的,可也不是君臣大义这种崇高却冰冷的道德所能替代的。   
    这些道理,年少的天子尚不知晓,可窦太后一定心领神会。她现在和父亲的立场有些分歧。或许,她很自信,认为自己能够驾驭宦官们,因此当父亲向自己及天子列数宦官权重专断、子弟布列、贪暴无厌,以致天下讻讻等罪状,并要求废除全部宦官时,她便觉得父亲的主张过于荒唐了些。而灵帝听了,则又怕又气。   
    “我大汉自立国以来,世世皆用宦官,此乃国之常典,但当诛其有罪而已,岂可尽加废除?”太后说。   
    大将军心中怏怏不快,而灵帝则暗自庆幸。   
    于是,在得到太后的首肯之后,大将军下令逮捕了两个罪行显白的宦官——中常侍管霸和苏康。这是两个颇有才略的大宦官,掌管天子的秘书处,专制独断,在孝桓皇帝朝就与士大夫们结下了怨恨。当然,窦太后之所以同意大将军拿这两个人开刀,还出于她作为女人特有的狠毒心理,因为管霸和苏康曾在孝桓皇帝新丧之时,苦谏她不要杀害除田圣之外的其他嫔妃们。   
    有时候恶人反要为自己瞬间流露出的良心付出更高的代价。   
    很快,他们就毙命于大将军的刑具之下。可大将军并不满足,他明白擒贼擒王的道理。管、苏二人仅仅是大宦官曹节等人的爪牙。这几天,大将军屡屡向太后进言,请求诛杀曹节等人,可女儿的态度却屡屡使他失望。   
    大将军以外戚的显贵身分,来实现士大夫集团的政治愿望,在本朝法制纲纪已被破坏的年代,本是一条政治捷径。可惜的是,连这也行不通了。   
    就在大将军面陈太后的同时,陈太傅又向天子上了一道奏章,上面写道:   
    今京师嚣嚣,道路喧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今不急诛此曹,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   
    太傅希望在中央造成与宦官们公开决战的局势。这道宣战书式的奏章,到了太后手中,便被压下,成了一份备忘录。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4)

    太后居住在北宫长乐殿中,身边配有五名女尚书,大宦官朱瑀被封为长乐五官史统领她们。由于不离太后的左右,他似乎最早嗅到了一场大战的血腥气味,并将他的预见通知了宦官领袖们。   
    八月的一天,帝国天文台的官员将一份天象观测报告送发宫内及各级行政机关。这份报告让大家感到异常的紧张,因为报告中所说的天象,很容易成为突发性政治事件的借口。报告中的天象是:   
    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   
    本朝的宇宙学说十分完美,乃人类文化之瑰宝。这一理论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结构为横坐标,将上天划分为与之对应的西、东、北、南、中五宫。以远古氏族首领少昊、太昊、颛顼、炎帝、黄帝为各宫之帝,名之为白帝、苍帝、黑帝、赤帝、黄帝,合称五帝。下以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统领各宫。在西、东、北、南四宫内,又各选七宿,构成白虎、苍龙、玄武、朱雀四种图像。纵坐标按照与赤道平面的垂直程度分为紫微、太微、天市三垣。紫微高居北极,为天皇大帝太一星座所居之宫。太微垣中,有五帝座星,是天皇大帝的布政之宫,也是五帝的值班室。至于房,乃是东宫苍龙七宿中的一宿,此星座由上将、次将、上相、次相四星构成,文武相辅,成为天皇大帝行政、典礼、祭祀的所在——“明堂”。本朝以天人合一为宗旨,故天道之运行即为人间之行政,二者之间必有关联。天皇大帝即是人间天子;天之将相,即是人间将相。   
    太白,金星也。金为兵,故主杀伐之事。现在,它经过房宿中的上将星座,进入了太微垣,这一天象,预示着一场刀兵之灾,将要降临到本朝的上将——大将军,以及整个朝廷!   
    当天夜晚,洛阳南门平城门的守备官接到一位宫中侍卫军士——中黄门校骑出示的符节,命他立即开门。一哨铁骑,举着火把,簇拥着几辆马车打他眼前经过。   
    这支队伍走了约两里多路,停在本朝祭祀和典礼的所在——明堂。与明堂隔路相对的,是帝国的天文台——灵台。掌管明堂的官员早就在里面布置停当,从车内走出的是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滕是、长乐食监王甫等几个重要的宦官领袖。他们将这次密谋,安排得与太白星的运行相一致,因为他们要顺天道行大事了。   
    歃血结盟以后,他们共祷皇天,发誓日:   
    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宁!   
    具体的方案也已制定,其中包括密切注视朝中的人事变更,收买和控制中枢机构的官吏等等事项。   
    与此同时,大将军府内灯火通明。大将军和陈太傅收到了他们的同志、本朝著名天文学家、侍中刘瑜送来的紧急书信。刘瑜在信中指出: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并告知:他向太后也发去了奏章,提醒太后有奸人在天子身旁,必须加紧防范。两位重臣连夜商议,通宵达旦。   
    次日起,一系列人事变更的命令陆续下达:以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祜为河南伊、虞祁为洛阳令。如此,大将军便将京畿及直隶地区的军政和治安大权,交给了自己人。下面的问题,就是掌握宿卫军队。   
    宿卫军队,由羽林、虎贲这两大近侍卫队和北军五营士组成。这些,大将军无甚顾忌,因为这些军士皆非宦官充当。况且,羽林、虎贲为天子的仪仗和贴身勇士,人数不多,各设中郎将统领,其中虎贲中郎将刘淑是自己人。北营的人数最多,达四千多人。五营分别为屯骑、越骑、步军、长水、射声,各设校尉统领,驻札在都亭。此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步军营的校尉,由自己的侄子窦绍担任,屯骑校尉由自己的心腹妆述担任。所以,大将军担心的是由宦官组成的近卫军——中黄门。他们居则宿卫值守宫门,出则骑从天子,夹乘舆车,且直接控制着禁内。   
    几天之后,大将军得到了太后的同意,免去原宦官禁军统领魏彪的黄门令一职,代之以自己的心腹宦官、小黄门山冰。   
    山冰在大将军的授意下,奏请天子之后,便立即逮捕了太后身边的秘书长——长乐尚书郑飒,送北寺狱审讯。   
    陈太傅听到这个消息后,又激动又担忧。他的政治洁癖又犯了,不过他的冲动之中,包含了果敢与机敏。他觉得这样一个个地逮捕审问,会惊动别的几个大宦官,引发变故。他急忙去对大将军说:“这帮家伙,抓了就杀,何必拷问?”   
    然而,恰恰大将军谨慎却又迟疑的毛病发作了,他觉得自己的方案更稳妥一些,故而没有听从太傅的话。可能他还想对女儿有更多的交待,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将军自信能够运用他的威势合法地翦除宦官势力。   
    很快,关在北寺狱中的郑飒,吃不住黄门令山冰、尚书尹勋和侍御史祝瑨的轮番审讯和狱吏的拷打,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牵连出曹节和王甫。尹勋和山冰根据郑飒的交待,拟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准备奏请太后批准后,就去逮捕曹、王,进而诛杀全部宦官。   
    九月七日辛亥,报告交给了侍中刘瑜,刘瑜立即将报告封送帝国的中枢机构——尚书台。次日早朝,便可立即奏明皇帝和太后。   
    一切准备就绪。   
    洛阳城内,南北两宫,垂宇重檐,气象森严。   
    在几个宦官领袖中,长乐五官史朱瑀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今天,尚书省内的一名被他收买的官吏,向他密报了刘瑜封送奏章的事。他急切地想看个究竟。但下手需要时机,大将军常常在尚书台值宿。   
    当天,朱瑀又接到那个官吏的密报:大将军今晚将回府过夜。   
    大将军一走,朱瑀立刻带了几个宦官赶至尚书台,打开书案上堆积的皂囊,终于找到了那份报告。看着看着,他的脸色渐渐地泛白,无髭、白嫩但却松弛的下巴颤动了起来,他先咬着牙说道:   
    “中官当中的放纵之人,自可诛杀!我辈有何大罪,而要如此斩尽杀绝?”   
    接着,他又用一种凄厉的嗓音,对属下们喊道:   
    “陈蕃、窦武奏白太后,想要废除皇帝,大逆不道啊!”   
    朱瑀回到长乐宫后,心里一直盘算着。天刚黑,他叫来了十七个心腹宦官。这十七个人都是健壮勇猛之辈,其中包括长乐从官史共普和张亮。朱瑀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他们。然后,他们拔出佩刀,割破手指,将血抹在自己的嘴唇上,指天戳地,发誓诛杀窦氏。   
    酣睡中的天子,被奶妈赵娆叫醒。睡眼蒙眬之中,他看到曹节、王甫等跪在面前,直到曹节将一把寒光闪闪的佩剑呈上来时,他才醒透了。   
    “陛下!禁外喧嚣,有人反叛,请陛下持剑在手,即刻出御德阳前殿。”曹节奏道。   
    当他在赵娆和几位宦官的簇拥下,登上德阳殿御座时,曹节和王甫早已赶到。在自己的御座下,两位宦官镇定地布置着。他们让中黄门卫士立刻关闭所有的宫门,并将门卫手中掌握的入宫官员的符信收聚,杜绝任何人进入。接着,他又让中黄门将尚书台值宿的官吏悉数扣押,解到前殿。   
    在中黄门的刀剑胁迫下,尚书台的官吏们按曹节的授意,在一块块一尺见方的诏板上,写下违心的文字。第一道诏令便是:   
    拜王甫为黄门令,统领中黄门禁军,逮捕尚书令尹勋和黄门令山冰。   
    北寺狱,尚书令尹勋与黄门令山冰共同值宿,打算明天继续审讯长乐尚书郑飒。中黄门的铁骑闯了进来,王甫向他们宣读了天子的诏令,山冰立刻指出:这是矫诏,并拒绝拜受。王甫抽出佩剑,刺进了山冰的胸膛。   
    中黄门解去郑飒的桎梏,搀扶他上车,他拒绝了,索要了佩刀,翻身上马。   
    铁骑旋风般地驰回北宫,马蹄声打破了都城宵禁之夜的寂静,也惊醒了太后的睡梦。她的寝宫周围,跪着手持刀剑的中黄门,不得已,她交出了玉玺。   
    一个宦官,领着一队持戟的卫士,匆匆赶到南宫,关闭了宫门,并断绝了南、北两宫之间的通道、一条长达一里的走廊。   
    大将军白天早早地就出了宫,他觉得和陈太傅商量的大事,明天早朝时,就会见出分晓了。一连许多天的会议和办公,让他感到疲乏。大将军不会像陈太傅那样,能够忍受自己的庭院荒芜不堪,一心专注于天下大事。他是个考究的绅士,因而他决定今晚回府,好好休息一下。   
    他的寝第华丽高雅,这些装饰物有很多是女儿送来的皇家收藏,而且,今晚侍寝的娇娃,也来自宫中。   
    和大将军不同,陈太傅喜欢享受思想,他不仅担任了天子的老师和枢密大臣,而且,几十位来自各地的学生住在他的家中,使他的府第成了一座典型的经学研究院。所以,每天公牍之余,他的时间都花在研究和讲授经学上面。今天晚餐以后,他仍给学生们上了一课,讲的是《春秋》大义。学生们都感到太傅今天的讲授非常精彩,好像他矍铄的面容和闪着银光的须发。   
    夜深的时候,大将军的府第被中黄门包围。大将军从春梦中惊醒后,立刻登上门楼问话,门外铁骑们手中的火把,映照着一个大将军熟悉的面孔:长乐尚书郑飒。他手里拿着天子的符节,身边还有中央监察部门的官吏。郑飒大声地向门楼上宣读了收捕窦武的诏令,叱令窦武速速开门接诏。   
    久候不见开门,郑飒下令:冲进府内,捉拿窦武。此时一骑来报:窦武携带随从,由后门突出。   
    北军五营,步军校尉窦绍正在巡夜,听见营外马蹄声急促,忙让人持了火把,爬上营门边的敌楼。不一会,他看到几骑驰来,叫门的正是叔父的声音。又听见后面传来马蹄声,凭借军人的经验,他马上判断出那是追兵。他立即命令开门,放窦武等入营。营门刚刚关上,中黄门的追兵已至,窦武尚未下马,便叫窦绍放箭。   
    几个中黄门中箭落马,郑飒见状,即令铁骑返回北宫。   
    大将军惊魂初定,随即让校尉们集合手下的几千军士,开往都亭校场。在校场点将台上,大将军声色俱厉地对军士们叫道:   
    “黄门、常侍们现已谋反,尽力者当封侯重赏!”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5)

    就在大将军驰往北营之际,他派往太傅府报信的人已敲开陈太傅的府门。太傅立刻叫醒府中的属员和他心爱的学生们。向他们说明了今夜突发的事变,表示他马上就去奔赴国难。   
    他的属员和学生计八十余人,为老太傅的义愤所激,纷纷拔剑在手,打起火把,护卫着太傅,涌向北宫。   
    北宫的东门——承明门紧闭着,门楼上持戟卫士的长官大声向太傅喊道:   
    “天子没有诏书召公到此,为何勒兵入宫?”   
    火光中,太傅一脸正气,此时此刻,他铿锵有力的回答仍引经据典,蕴藉着士大夫特有的学者风度:   
    “当初晋国大夫赵鞅引兵入宫,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人,故而孔夫子修撰《春秋》时,对他大加赞赏。尔等宿卫天子,怎能不明春秋大义?”   
    卫士长官听了,为之动容。   
    持戟卫士打开了承明门。太傅的队伍继续向宫内涌去,在尚书台的门口停了下来,太傅想在这里发表演说,进而控制局势。   
    太傅攘臂高呼道:“大将军忠心卫国,黄门反逆,为何反说窦氏无道?”   
    “谁出此言?”   
    随着声音,从尚书台边的道路上,转出一队中黄门剑士,为首的是现任黄门令王甫。   
    王甫一手按剑,一手指着太傅说:“先帝新弃天下,陵园尚未完工。窦武有何功劳,兄弟父子并封三侯!又设乐饮宴,多取掖廷宫人,旬日之间,聚财巨万。大臣如此,有何道理可言?陈公现为宰辅大臣却与他相互结党,竟还说要惩治反贼!左右,给我拿下!”   
    剑士们一拥而上。太傅拔出佩剑,对王甫大喝一声。剑士们见老太傅如此,不敢贸然上前,只得将太傅和他的属下、学生们围困在核心。   
    在一阵僵持之后,太傅的队伍被驱散,太傅和他的几个重要属官被押送北寺狱。   
    太傅与宦官们结怨太深。本朝制度:中央各级官员、包括掖廷宦官,其俸禄钱粮的发放和假期的批准,皆由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与右丞对掌。太傅自孝桓皇帝朝即任尚书令,在任其间,曾运用手中的权力让一些宦官失业,并克扣了不少在任宦官的俸禄与假期。现在,押送太傅的宦官们欣喜若狂。一进北寺狱的刑房,中黄门的一个骑兵副官便将老太傅踏翻在地,踩着他骂道:   
    “你这个老怪物,还能裁我们的员,扣我们的俸禄和假期吗?”   
    是夜,本朝太傅陈蕃遇难。太傅字仲举,汝南平舆人。   
    黄门令王甫,已控制了北宫中的局势。除了中黄门,虎贲、羽林两支禁军也被他掌握。三支禁军计有一千多人,王甫将他安扎在北宫的南大门——朱雀门上。   
    在都亭的大将军,也对五营兵士作了布置。他很快恢复了自信,因为五营兵士的人数是宦官禁军的几倍。他下令军队奔赴北宫靖难。   
    天亮的时候,必有一场大战。   
    曹节一直坐镇在德阳殿。现在,他似乎已经预料到天亮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结果,因为不仅担忧大将军的兵力强大,而且,天一亮,全城的吏民都会知道今夜的政变,事态会变得复杂而棘手。他希望以最快的方式解决大将军。   
    他想起了一个人。   
    帝国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今晚注定了没有好觉可睡。去年冬天,羌人抄掠三辅,张将军与部将尹端、董卓大破之,斩其豪酋,杀虏万余。近来,他接到朝廷的诏令,命他振旅还朝。他带着一支精锐的卫队,举行了入城和献俘仪式。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事家,因为他很少在军事上下功夫。这些天,他抖落征尘,屏退公务,又回到了他钟爱的书斋生活。在研究和传授欧阳氏的《尚书》学方面,他有着很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声望。他和两个儿子张芝和张昶,都是帝国著名的书法家,后世学草书者,无不以为楷模。   
    可是现在,他被人叫起接受诏旨。颁旨之人,是宫中大总管——少府卿周靖,他现已持天子符节、拜为车骑将军。诏板上说窦武已反,命他率卫队与周靖一道去收领北军,讨伐窦氏。天子的印玺昭然,作为臣子,当即刻赴诏。张奂披挂完毕,与周靖率兵至朱雀门,会同王甫的兵士,向宫外开去。   
    天已大白,北宫之外的双阙前,两军相遇。   
    王甫向北军的士兵出示了天子的诏令,宣布张奂是他们的新任指挥官,并命令手下的军士不断地对北军叫道:“窦武反叛,汝等皆为禁兵,当宿卫宫省,为何随之造反?先降者有赏!”   
    王甫的手段很快就奏效了。大将军的阵脚渐渐松动并喧哗了起来。接着,一些军士扔下武器,跑向王甫的阵营。   
    眼下的突变,是大将军万万没有想到的。其实,这正是大将军最疏忽的地方。   
    北营的军士,除长水校尉所辖的骑兵征自乌桓和匈奴这两个民族之外,其余多是洛阳城中的子弟。他们有着京师小民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纨袴气息,权衡利害的能力大于分辨是非的能力,并且非常爱惜生命。孝桓皇帝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曾跟随中常侍收捕不可一世的大将军梁冀,因而深知中官的厉害。何况,现在又面临天子的诏令、威震边关的大将张奂和他手下如狼似虎的卫队。再者,大将军的亲党出任北军校尉,不过数月,对将士的恩宠尚未普及因而且威信未立。   
    接近中午的时候,大将军及其亲党已经震慑不住北军五营。阵营中的兵士所剩无几。大将军见王甫麾军逼来,只得与窦绍等回马而走。追兵将大将军等包围在都亭,大将军解鞍下马,稍作喘息。然后,长叹一声,拔剑自刎。步军校尉窦绍亦随之自刎。   
    他们的首级,被悬在都亭示众。   
    黄门令王甫回到北宫德阳殿的时候,灵帝已斜在御座上睡着了。   
    天子的宝剑,落在地上。   
    按例,秋风肃杀之际,正是本朝处决人犯、典狱正刑之时,不过,今年的秋天,由于处决的人犯过多,洛阳城里的小民们已失去了延颈围观的兴趣。稍有良知的人,则不忍去看,因为成批被杀的,都是本朝的贤臣及其亲党宗族。   
    被处决的名单中有:大将军的近亲、姻亲和宾客、侍中刘瑜及其家族、北军屯骑校尉冯述及其家族。刘瑜字季节,广陵人,通天文历算之术,以上书直谏著闻朝野。就刑之后,宦官烧毁了他的这些谏书,宣布为胡说八道。   
    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令尹勋、议郎刘儒和已退休在野的故尚书魏朗,以大将军的同谋而受到指控。刘淑、尹勋、刘儒下狱自杀。刘淑字仲承,河间乐成人,本朝皇室宗亲。孝桓皇帝朝征入京师对策,为天下第一。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衣冠世家,为人刚毅,少时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叹。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孝桓皇帝朝以极言直谏著称。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在征至京师受审的途中自杀,有《魏子》一书遗世。   
    死者的门生故吏以及被他们征辟举荐做官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免去官职,永不录用并交地方管束,本朝称之为:禁锢。大将军的一些远亲,还被流放到帝国疆域的最南端——日南郡,那儿接近北纬十五度,住着赤身裸体的野蛮人。   
    大将军府的大总管胡腾,因收葬大将军尸体,被押回他远在南方湘水流域的故乡桂阳郡禁锢。在他的安排下,大将军惟一的血脉、孙子窦辅逃离了京师。一年以后,曹节发觉此事,追捕甚急,胡腾与大将军府令史张敞携带窦辅窜入相邻的零陵郡中,诈称是自己的儿子并为他娶亲成家。   
    陈太傅的友人朱震,当时担任帝国沛郡铚县县令。闻讯后弃官入京,哭葬太傅,又藏匿太傅之子陈逸于甘陵界中,故而全家遭致监禁。朱震备受拷掠,至死不言。   
    议郎巴肃,也被押回故乡勃海郡高城县禁锢。由于法官的疏忽,他可谓幸免于难了。因为他是大将军诛杀宦官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很快,曹节就查出了这条漏网之鱼。收杀巴肃的诏令用飞骑传送到高城县令的手中。巴肃得知后,自己来到县衙的大堂,他不愿难为自己这位担任县令的老朋友。县令急忙将他拖入内室,解下身上的绶印,说道:   
    “公大义凛然,在下愿意弃官,和您一起流浪江湖。”   
    巴肃向他长揖道:“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已不隐其谋,又何必逃其刑呢?”言毕,自入槛车。   
    与大搜捕比肩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封赏。这次政变中的宦官领袖、中常侍、长安乡侯曹节迁为长乐卫尉,改封育阳侯。长乐食监王甫迁为中常侍,黄门令如故。长乐五官史朱瑀及其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六人,皆封为列侯。护匈奴中郎将张奂迁大司农,以功封侯。此外,尚有十一名宦官与官吏封为关内侯。   
    朝中的人事也作了变更。天子的太傅换成了和颜悦色的原司徒胡广,并让他主持尚书台的政务。以原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现在,大将军和陈太傅威严的身影已从朝堂上消失了,他们和一大群同志、僚属静静地躺在京师北门外邙山脚下的平民坟场之中。不过,他们的愿望并没有随着身躯的入土而被埋葬。二十一年以后,另一位大将军和一大批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们实现了这个愿望。但那时,我们的大汉帝国也随之灭亡了。   
    建宁元年的秋天,帝国失掉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机会。   
   


第一章 孝灵皇帝孝灵皇帝(6)

    建宁二年(169)春正月丁丑日,本朝大赦天下。十四岁的天子身穿礼服,登上御座,颁布了诏令。他习惯地向身体的侧后看看,那是以往临朝时太后的座位。今天,他才有了至高无上的感觉,但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茫然与失措。大将军和太傅的被杀,使他夺得了一个帝王能够拥有的享受一切尊荣和声色的权力,同时也使他终其一生只能扮演着不称职的君主的角色。现在,只有身边的中常侍们教他如何应对大臣了。他对中常侍这次英勇反击很是感激,又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他知道自己成为天子的途径,和叔父孝桓皇帝如出一辙:由太后和一位大将军当作傀儡选中,然后依靠中官砍掉控制自己的巨手。但对于自己来说,这个过程在一年之内就迅速地完成了。   
    几天之后,慎园贵人董氏从河间国的老家来到京师,天子亲自来到夏门亭——这个去年大将军迎接自己的所在,奉迎亲生母亲。此时,长乐宫的主人窦太后已被迁到南宫的一所殿院中,过着寂寥的生活。她后悔莫及,因为她终于看透了中官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谄媚绝非忠诚。   
    三月乙巳日,天子的生母去掉了贵人的称号,被尊为孝仁皇后。她的兄长、天子的舅舅董宠被授予执金吾的职位,掌握宫外的警卫和水火非常之事,下有属丞一人,领缇骑二百。同时,董宠之子董重亦被授予五官中郎将之职。   
    一系列重新确立天子地位的动作,其背后都有缜密的安排和独特的用心。这又出自几位宦官领袖的精心设计。作为天子,则不可能考虑许多,不过,聪明的士大夫们一定能看出端倪,那就是:新太后没有住进北宫,而是被奉养在南宫嘉德殿内,号为永乐宫。帝国的中央机构和政治中枢,皆在北宫。孝明皇帝永平三年(60),诏起北宫及诸官府,至永平八年(65)冬七月成。宦官们不仅把原先住在北宫,操纵国柄的窦太后迁到南宫,而且也不让新太后成为第二个把持北宫的女人。   
    先哲有言:“福兮,祸之所倚。”这对执金吾董宠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按本朝的惯例,他应该是新任大将军的候选人,但在这个最嫉恨大将军的时期,他不仅失去了成为大将军的可能性,而且失去了生存的可能性。   
    次年九月,董宠因擅用他的姐姐的名义,去走一些大臣的后门,搞些请托之事,被中官指控。同月,死于审讯之中。在本朝的政坛上,所谓廉政的举措,常常是排除异己的手段。   
    建宁四年(171)正月初三甲子日,本朝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典礼:为天子加元服。   
    元者,首也。首之服即为冠冕。本朝沿用周礼,男子年二十左右,即可为之行加冠礼,象征他已是一位成年人,具备承担社会事务的能力。作为天子也不能例外。而且,他的冠礼必须成为臣民的礼仪典范。天子的年龄,距礼仪规定的年龄还差整整四年。不过,本朝的列祖列宗自孝和皇帝以降,除了未及冠年即已夭折者,皆于十三岁或十六岁举行冠礼。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承继大统的年龄过于幼小的缘故吧。   
    太傅胡广带着宗正、太常、大鸿胪寺的官吏,在高皇帝庙中,已布置了好几天了。永乐宫的新太后请他担任典礼中的西宾,因而他不仅是礼仪中的主持者,而且是这位即将成年者的导师和长老的化身。   
    清晨,天子乘着装饰华贵的金根车,由文武随从陪伴至庙前。他从庙前的东阶升至堂前,西向,面对在堂门西侧东向而立的太傅。相互揖礼后,宗正和卜师向天子汇报了典礼日期的选择以及准备的情形。随即天子被引导进入高皇帝庙的西厢。   
    天子沐浴之后,先后身着四套服饰展示在庙堂下的百官面前。大家看到了天子头戴进贤冠、爵弁、武弁和通天冠的四种威仪,象征着他所承担的道德、权力、军事和祭礼的义务。然后,天子手执玉圭,被引导着向高皇帝的灵位行礼,再进入设好的筵席,象征性地饮上几口用古式的尊爵呈进上来的酒。最后,太傅胡广向天子诵读了祝辞。   
    天子的车队回到北宫嘉德殿的朝堂之上,庄严的钟磬声敲起,参加国宴的嘉宾皆已入席。天子进到后堂,换上最正式和庄重的朝服。当他出现时,乐声更加洪亮,群臣伏拜,山呼万岁。赞礼官大声地朗诵起颂文,并宣布天子的新诏令:大赦天下。   
    灵帝觉得这才是他真正的即位大典。作为一个天子,成年礼的举行,意味着他开始亲政了,他似乎也觉得自己懂事了。在典礼之中,他体验到了无比的尊贵和自信。这次典礼植下的自信,使得天子在以后的执政岁月中,时时表现出妄自的冲动。   
    可匍匐在丹墀下的大臣们,则为这个以幼小之躯顶戴旒冕的少年而忧心忡忡,甚至感到嘉德殿的高基厚础,都在自己的膝下颤动起来。   
    典礼结束时,天已黄昏。有两个官吏在回家的路上,对今天的典礼评头品足。其中一个感慨地说道:“国家就如一杆秤,天子就是秤砣,虽为孤家寡人,但他依靠臣下作秤杆,竟可以均衡起沉重的天下!”   
    另一位却说:“阁下您作为秤杆,难道不觉得,这只秤砣太轻了吗?”   
    洛阳的正月,虽已进入春天的节气,但尚无暖意。他们的谈论,就在寒风中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1)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   
    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   
    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伊忧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赵壹《秦客诗》   
    在天子加元服时所宣布的大赦令中,有一类人不在赦免之列,那就是:党人。   
    天子不能原谅他们。天子的这种仇恨,是由宦官们培养起来的。   
    建宁元年九月的北宫政变结束了,但这场碰撞犹如一场大地震,它的余震仍延续到第二年。   
    大将军和陈太傅被诛之后,士大夫们或垂头丧气,或咬牙切齿;宦官和奸小们兴高采烈,拍手称快。不过,有一个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复杂心情,这个人便是张奂。   
    他被宦官们出卖了。   
    事后,他知道了一切,知道了宦官矫诏调他出马,正是因为他刚刚被征入京而蒙在鼓里。自孝桓皇帝永寿元年(155)被朝廷任命为安定属国都尉开始,他一直在与南匈奴、东羌、先零、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作战。凭借西北敦煌人天生的军事才能和年轻时游学三辅而养成的儒学境界,他成功地运用军事和怀柔两种手段,受到这些民族的畏服。由于他的仕途,是由征辟大将军梁冀府开始的,故而在梁冀倒台后,一度被禁锢在家。那时,他的师长和好友、帝国度辽将军皇甫规多次上书,举荐张奂代替自己,因而他又被拜为武威太守,再次镇守西北。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陈太傅的同志,宦官的对头。   
    以去年冬天大破东羌的功劳,张奂理当封侯。但他也明白,想封侯,就必须侍奉中官,而这又是他深以为耻的事。果然,在振旅还朝期间,朝廷颁布了对他的赏赐:赐钱二十万,家中一子为郎官。他推辞了这一殊荣,官场和战场,他都有些厌倦了。于是,他乘此机会,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更低级的但必须改变一条法律的要求:将自己以及家族的户籍,迁到帝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区域——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华阴地界。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为此,也打破了边人不得内徙的律令。   
    现在,侯王的爵位终于放在自己的面前,但张奂却感到如鞭挞于朝市一样的难堪。他一连上表,非常坚决地辞去了封赏,只保留了大司农的职务。因为这是朝廷的职官,可以保持自己士大夫的身分和为朝廷效力的权力;再则,大司农之职所享受的禄秩为二千石,与护匈奴中郎将同秩;加之自己曾于孝桓皇帝延熹九年(166)担任过此职,因而也谈不上升迁。   
    就这样,他还是受到了朋友、同僚乃至门生们当面或书面的指责。他只是默默无言,杜门自省。他更在等待着机会,洗刷自己的耻辱,昭大白于世人。   
    这一年,刚刚进入初夏的季节,本朝历法的四月份,洛阳的天气连续多日异常闷热。二十一日壬辰这天,居住在老宫殿大梁上的一条青蛇,忍耐不住,下到殿中天子的御座上纳凉,把参加朝会的天子和大臣们吓得不轻。本朝以天人感应为信仰,因而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观察和研究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作为制定和修正政策的依据。由于积世的衰微,因而每一点小小的怪异现象,都会被人们视作不好的兆头。   
    其实,天总是按其常道行事的。第二天癸巳日的下午,风云变幻,大风、霹雳、冰雹旋踵齐至,把个京师搅得昏天黑地、一片狼藉。负责撰写帝国日记的史官们,在风雨中掌起灯火,削简疾书:   
    “建宁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见御座。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余。”   
    中黄门和羽林、虎贲骑士的马蹄声,激荡在风雨之中。一份份由尚书台起草的诏旨,被送到重臣家中及中央各官署,令公卿及下属各上封事议政。   
    大司农张奂,被霹雳震撼得热泪盈眶。他站立在堂前,将整整一大碗酒洒在阶下,对他的僚属们说道:“上天震怒,以申君子之冤。奂以此酒,奠大将军及太傅之英灵!”   
    百僚之中,张奂第一个将奏疏写好,封在皂黑色的帛囊中,送到尚书台。   
    天子亲自打开了大司农的封事:   
    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窦武、陈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收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   
    天子这两天受到了惊恐,加之他刚刚亲政,因而将天有灾异即诏公卿议政这一本朝早已仪式化了的行政惯例,看得新鲜而重要。作为一个小孩,天子对灾异有着无知的好奇;何况,为大将军和太傅翻案,又是由张奂提出的。在阅读封事的过程中,大将军、太傅、窦太后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眼前:大将军带着仪仗站在夏门亭的寒风之中;太傅殷切教诲自己时,颤动着的下巴上的银须;醒来时坐在床边,看护着自己的太后。张奂的话,大概是对的吧?   
    相继而来的是郎中谢弼、光禄勋杨赐等公卿大夫的封事。他们的意见,与大司农如出一辙。其中谢弼的话更为耸听,他引用了《诗经》中“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的诗句,指出御座上的那条蛇,作为象征天子的龙的同类,正是太后在自然界中的化身。因而这种怪异的现象,就被解释成由于天子辜负太后援立之恩,仍隔她于空宫之中,太后愁苦而感动天心的结果。本朝尊崇周礼,为人后者为人之子,在天子入继大统之后,孝桓皇帝和窦太后就是他的法定父母。本朝又以孝道治天下,天子这样做,势必无面目以见天下!和别人不同的是,谢弼还进一步向天子提出了挽回诛杀大将军这一恶果的方法:征辟故司空王畅和长乐少府李膺执掌中枢。   
    不能说,天子对他们的言辞无动于衷,可即便打动了天子,天子又能有何作为呢?果然,天子感到茫茫然了,他第一个反应就使得这些认真负责的士大夫们大失所望:他竟去找中常侍们商量了。   
    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2)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向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赞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冲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晊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评议起人物来了。   
    他们有的是机灵,什么“天下模楷李元礼”,什么“不畏强御陈仲举”,什么“天下俊秀王叔茂(畅)”,把个京师搞得沸沸扬扬,以至有些公卿,为了讨个好声名,或是害怕落个坏名声,不得不屈驾亲往太学生的宿舍,和他们套近乎,攀附风雅。   
    除了编歌谣之外,太学生还有更厉害的一招:游行请愿。   
    早在郭林宗来太学之前,太学生就养成了这种习气。那时的学生领袖是颖川人刘陶、帝国皇室的宗亲、济北贞王刘勃的后裔。   
    孝桓皇帝永兴元年(150),冀州黄河泛滥,淹没数十万户人家。一时饿殍横野,盗贼纷起。朝廷擢派大将军梁冀府典兵事朱穆赴冀州刺史任。朱穆认为天灾事小,人祸事大,便放出风声,严惩贪官。出发之前,他收到三位冀州籍的中官送来的拜帖。他知道宦官的意图,是想让自己关照他们在冀州的亲党,于是他称疾不见。等到他渡过黄河,发现所到郡县的长官纷纷挂印而走,竟达四十多人。抵达州署后,又有几名官吏畏罪自杀。他还查得朝中大宦官赵忠之父,死后归葬冀州安平郡,竟敢僭越本朝礼法,以玉衣入敛。即刻命人发墓剖棺陈尸,收捕家属。正当冀州人心大快之际,他们的刺史大人却被槛车送京。临行之际,冀州吏民请了画工,要将他的画像置于刺史公堂之上。朱穆连忙催促槛车上路,留言于记事板上:“勿画吾形,以为吾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   
    可这件事让血气方刚的刘陶听说了。在朱穆被判决服苦役的第二天,几千名太学生从太学徒步出发,游行至北宫阙前,要求孝桓皇帝接受他们的请愿书。京师的吏民也纷纷来声援。刘陶上书的矛头,直指宦官:   
    “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吸则令伊、颜化为桀、跖。”   
    最后,刘陶竟提出由自己代朱穆去服苦役。终于,从宫里送出了回复的诏旨,赦免朱穆,去官回家。   
    延熹二年(159),太学生再次去北宫阙前请愿。起因是边将皇甫规平羌有功当封,几个中官向他索贿,在遭到拒绝后,便陷害皇甫规下狱。请愿是由太学生张凤发起的,参加者除太学生之外,还有三百多名朝中士大夫。皇甫规被赦遣归。   
    本年七月,大将军梁冀倒台,朝中就剩下两大敌手:士大夫和宦官。八月,孝桓皇帝册封五位帮他倒梁的中官为侯。同月,士大夫集团便发起了攻击。   
    一天,北宫大门外贴出了大字报——“露布”,即一件未加封的奏书,声明是写给天子和三公府的。书中的言辞相当尖刻,指出:大将军梁冀罪虽当诛,但以朝廷天子之尊,诛杀梁氏这件事,在礼法上,不过杀一家臣耳,不同于高祖皇帝的兴邦开国,也不同于边将们的安边拓境。而皇上却因此事封谋臣为万户侯,实属不经省御,班爵错乱。高皇帝九泉得知,能不怪之?而西北的列位边将,能不一失望而解体?何况皇上所封的侯王,又都是些阉竖小人呢?孔子曰:“帝者,谛也。”即为天下审定之法,而当今之封,是否表明:帝欲不谛乎?   
    露布的署名,是一个小官僚:东郡白马县令、甘陵人李云。他很固执迂腐,从白马跑到三百六十多里地之外的京师,就为了说几句天子最不爱听的话。   
    恰恰天子这些天又特别没有理性和耐心,因为他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快乐之中,第一次玩弄封赏的权力,李云的话,简直是大扫其兴。于是天子震怒,下诏尚书都护用剑戟叉着李云,送黄门令掌管的北寺狱,并指定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轮番拷问。   
    偏偏这件事又引出另一个固执的小官僚——弘农郡五官掾杜众来了,他知道后,上书说自己愿意与李云同死。天子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住进了李云的监狱。大鸿胪陈蕃上疏请宥李、杜之罪,天子立刻打发他回了家。太常杨秉、洛阳令沐茂、郎中上官资又一次联名上书,天子马上扣了他们的薪水。天子如此与一个小臣计较,连他的宠臣宦官们都觉得没有必要。   
    管霸在天子去濯龙池祭祀老子和佛图的时候,向他进言说:“李云乃是乡野的愚儒,杜众也不过是郡中小吏,他们出于一时狂戆,不足加罪。”   
    天子说:“那么,‘帝欲不谛’,是什么话?常侍难道还想原谅他们吗?”   
    管霸不再申言。几天后,李、杜二人死于狱中。   
    天子的举措助长了中官们的气焰,连本朝威望甚高的太尉黄琼都感到无力回天,称疾不起,他在辞职报告中说完了他对当朝天子的最后忠告:   
    “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政。使朱紫共色,粉墨杂糅,所谓抵黄金于沙砾,碎玉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荷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   
    气倒了太尉不久,又气死了一位重臣,那就是朱穆。他此时又被朝廷征召,拜为尚书。他援引大汉故事,上奏天子,要求罢省中官。书奏多日,不见回音,他又执拗地去面见天子,重申自己的要求。天子仍是大怒,不予回答。朱穆也豁出去了,伏在地上不肯起来。天子进了内室,让左右吆喝他出殿。朱穆仍是不起,他希望天子能回心转意。过了好一会儿,他觉得周围没有了声响。抬起头来,才发觉只身处在深寂空旷的大殿之中。朱穆泪流满面地回了家,生了几天的气之后,他的背疽发作,惨呼而亡。   
    不过;士大夫与中官们的搏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拉锯式地展开了,可怜的孝桓皇帝只能充当最蹩脚的裁判。   
    次年,因策动倒梁事件而封侯的五位宦官之中,新丰侯单超病死,并享受了国葬。余下的四位是:武原侯徐璜、东武阳侯具瑗、上蔡侯左悺、汝阳侯唐衡。京师吏民皆知他们的势力,有民谣唱道:“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隐喻他们势能回天,骄贵无匹,恶如卧虎,随心所欲。更值得担忧的是,他们的那些不具备管理帝国能力的亲党们,竟担任着大量的地方要职,中央的士大夫们不断地处理由这些人引发的恶性事件。   
    延熹六年(163),司空周景和太尉杨秉以整饬吏治,罢斥贪官为借口,上书天子。得到许可之后,一连免职和追究了五十多名中央台省和地方刺史、郡长级的官吏,其中主要是中官的亲党。一时,天下肃然。   
    七年,唐衡和徐璜病卒。   
    八年,太尉杨秉又拿中官开刀。这年春天,中常侍侯览之兄、益州刺史侯参,被杨太尉以囚车槛送京师,在途中畏罪自杀。太尉从他的车中搜出大量的金银锦帛并调查出许多犯罪事实,于是上疏参奏侯览。   
    天子想袒护侯览,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实在无法公然地袒护。于是至尊无上的天子,竟钻起帝国行政制度的漏洞来了。他指使尚书台的官员,去责问杨太尉的下属:“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于经典、汉制,何所依据?请公开具对!”   
    这又给了杨太尉一次表现的机会。杨秉的出身,乃本朝的经学世家,又为公卿望族,太尉本人精于《易》学、《尚书》和《春秋》,从侍御史、刺史、太中大夫、左右郎将、侍中尚书做到太仆、太常和太尉,故于经典、汉制皆了如指掌。他马上让人去解释说:   
    “《春秋传》曰:‘除君之恶,惟力是视’。以前宦官邓通懈慢,大大臣申屠嘉当面诘责,孝文皇帝从其言而黜邓通。且按汉家制度,三公之职,无所不统。”   
    春秋大义和前朝故事,搞得天子哑口无言,只好暂免侯览中常侍之职。   
    接着,司隶校尉韩悺又上书汇报了左悺和其兄太仆、南乡侯左称,聚敛为奸、放纵宾客、侵犯吏民的罪恶。“左回天”和他的兄长畏罪自杀。这位司隶校尉又奏中常侍具瑗及其兄沛相具恭的贪污罪,吓得“具独坐”自己去监狱自首认罪,缴还侯印,天子贬其为都乡侯。   
    本年夏天,杨太尉薨。太尉字叔节,弘农华阴人。其世祖杨喜,从高皇帝龙兴,追杀西楚霸王,封赤泉侯。高祖杨敞,孝昭皇帝时为相,封安平侯。父杨震,孝安皇帝朝太尉,有五子,杨秉是第三子。杨太尉为人清白寡欲,尝对人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3)

    有些日子了,孝桓皇帝发现宦官们老是在自己的眼前转来转去,连休沐日也不出宫。便问一位小黄门。谁知小黄门一听询问,跪下就哭,委屈地说:“怕李校尉!”   
    天子听了,哑然失笑道:“谁让你们去惹人家!”   
    天子如此奚落他的奴才们,事出有因。   
    李校尉就是河南尹李膺。延熹三年,他查出北海郡守、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官时,将自己藏在郡衙厕所里的贪赃携回。李膺上表请按其罪。不料羊元群行贿中官,反将李膺论罪,罚作苦役。同时牵连了大司农刘祜、延尉冯绲。幸得司隶校尉应奉的恳请,孝桓皇帝原谅了李膺等人。延熹八年,应奉对帝国的前途失去信心,称疾自退,与陈蕃等举荐李膺。不久,李膺复拜司隶校尉。   
    李膺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士,他的威名,是他早年在边关与鲜卑人的战争中打出来的。司隶校尉一职,事实上是京畿地区的警察总监,震慑着河南尹、河内郡、弘农郡、河东郡、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包括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狭长的帝国核心地带。上任十多天,他就接手了一桩大案。   
    京师以北的河内郡野王县,其县令张朔,是中常侍张让之弟。他贪残无道。一天,他的好奇心居然发展到想观察人类的生命是如何形成的,于是他剖杀了一名正在怀孕的民妇。在本朝这个特别重视人伦的社会,这种行为属于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之列。不过,他还没有狂妄到不把李校尉放在眼里的地步。现在,他只得弃官潜回京师,住进哥哥在宫外置下的宅第中。张让还觉得不放心,挖空了堂屋前两人合抱粗的廊柱,让杀人犯躲进去避风头。   
    李校尉以其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砸开了廊柱,将张朔捉拿归案。杀人犯被打得不轻,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心里一个劲地祈祷哥哥来救他,可刽子手的大刀已经劈下了。   
    第二天,李膺接到诏令,命他马上入宫面圣。他知道张让已在天子面前将自己告下。果然,天子诘问他为何不先请示,便加诛辟。李膺镇定地答道:“《礼记》有云:公族犯罪,虽天子宥免,但有司必须依法而不从圣命。当初孔夫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可臣下我到任已经十多天了,私下常以未杀奸佞而自责。没想到圣上却嫌我办得太快。臣知犯上之罪难赦,特请给我五天时间,为圣上除掉此案的元凶首恶,然后,臣请就鼎镬而受烹刑。”   
    天子听了,无言以对。他无法驳回李校尉从经典和圣人那里援引的根据,而且,天子听出,这个顽固的家伙还要没完没了地查下去。够了够了,天子的心思不在这些烦人的事情上。他对跪在一旁的张让没好声气地说:“你弟弟罪有应得,李校尉有何过错?”   
    张朔的头,被李校尉命人拿到京畿地区各郡县示众。李校尉手下的捕快,也在四处奔走,搞得宦官们觉得出去一趟就可能惹来麻烦,连他们的那些有张狂癖好的亲党们,也不敢穿着高档时装,乘坐豪华车子到洛阳串门走户了。   
    李校尉的同志们,也在各自的任上清洗和打击宦官的势力。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南阳太守成瑨与其下属岑晊、张牧收捕了辖区内买通中官的大商人张泛。不久朝廷的赦令就到了,他们抗旨行刑,并收杀其宗族、宾客达二百多人。与此同时,太原太守刘瓆与郡吏王允也抗旨捕杀了小黄门、晋阳人赵津。在侯览的唆使下,张泛之妻上书喊冤,中官们推波助澜,天子竟下成、刘二人入狱,论罪当弃市。   
    接着,侯览本人,也与士大夫们发生了冲突。山阳太守翟超与下属、东部督邮张俭,检举侯览丧母还家时,大起坟茔,逾越制度。奏章被侯览压住,于是张俭掘了侯母的坟,抄了侯览的老家,并具奏其状。   
    徐璜的侄子、下邳令徐宣,向汝南太守李暠之女求婚不成,顿起歹念,带着吏卒冲进李家,将其女抢回府中,调戏奸淫后,射而杀之。东海相黄浮闻之,立即逮捕了徐宣的一家,无论少长,日日拷打。黄浮的属下们吓坏了,纷纷劝他住手,以免触犯中官。可黄浮的脾气也大得很,说道:“徐宣国贼,今日杀之,哪怕明日因之而死,也足以瞑目了!”命狱吏将徐宣拉出去弃市,暴尸七日。   
    又是由于宦官的运作,翟超、黄浮下狱,被剃去须发,戴上脚镣和颈锁,罚作苦役。   
    继杨秉而任太尉的陈蕃和司空刘茂上疏天子,请除成、刘、翟、黄四人之罪。天子不悦,让谏官弹劾陈、刘。刘茂闭口不言,可陈蕃仍上疏不止。   
    此时,一位来自平原郡名叫襄楷的术士诣阙上书,列举了许多不利天子的星象,并将这些天象与上述事件乃至李云、杜众联系起来,请求天子拨冗召见,极尽所言。当然,天子对这种有些癫狂的人见多了,将他的上书扔在一边。   
    十多天后,这个术士又上书了,这次上书引起了天子的注意,因为襄楷说到了天子个人私生活中的疼痛之处。他说天子之所以至今无嗣,是因为宠爱宦官这样的刑残之人;又称自己藏有神书秘籍《太平经》,其中包含兴国广嗣之术。天子有了些兴趣,会同尚书台的官吏召见了他。见面后,襄楷依旧大谈中官误国,成、刘、翟、黄等人冤枉,天子失望而且愠怒。事后,尚书台的官吏以违背经艺,假借星象,诬上罔事的罪名,奏请收杀襄楷。天子表示了一点大度,判处他两年监禁。   
    成、刘终于死在狱中。他们的两个下属:岑晊和张牧仓皇逃窜,未被收系。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学的西门,无故自崩。事后,人们看到郭泰沉浸在思考之中。他精通《易》学和术数,西门自坏的事,让他仔细地分析起目前士大夫与太学生掀起的声势。他知道什么是否极泰来,因为他感到太学生的作风过于刚健,不计长久之策,势必遭受摧折。他更感到绝望,在太学的岁月,使得这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平民出身的学者,看到了帝国从中央开始的彻底腐朽。他觉得那些热血男儿在拼命挽救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帝国。前几天,他接到朝廷的征辟,他对前来征召自己的官员推心至腹地说:   
    “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大汉已为上天所弃,朝政不可支也。我又按卦象,运道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方今的形势是:站在岸上尚恐沧海横流将自己卷没,变为鱼虾。倘若去做官,岂不等于冲波奔浪吗?”   
    和郭泰同时在思考的,还有申屠蟠。他和郭泰一样,坚持不入仕途。看到那么多的学子处士参加清议运动,看到他们幼稚地热衷于政治,他就感到一种不祥之兆正在萌动。在一次清议沙龙上,他悄悄地对身边的同学叹息道:   
    “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行弟子之礼,终于酿成秦皇坑儒焚书之祸。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了!”   
    他们决定离开洛阳。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4)

    郭泰和申屠蟠的退出,并非出于胆怯,而是一种更大胆的抗议。本朝的士人皆是儒学的信徒。凡是坚信这一学说的君子们,都把自己的进退出处与两个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是由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精神,或者叫做“道”,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这个理想,世界的最佳状态是由圣人统治的太平治世。圣人,首先是一位具备理想人格的导师与先知,其次才是具备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这套学说又被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第二,便是现实的,由列祖列宗构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势”。势是实现道的途径,道是势的目的。如果用一个玄学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就是:道为体,势为用。作为一个追求圣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应该是求得俸禄,而是将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导到内圣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争气,倘若势妨碍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怀抱。一个天下瞩目的名士,如果能够抛弃出仕,选择清贫与隐逸,就是在勇敢地宣布:帝国已经失去了道义上的根据。   
    郭泰选择了一个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时候,太学为之一空。出了北门,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辆的车驾,京师的衣冠大儒们几乎都到了。李校尉携住郭泰的手,将他拉上自己的车子。大家簇拥着他俩向西北行去。   
    经过北邙山的时候,秋风萧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坟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队伍中,响起了高亢而悲怆的歌声: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人们来到黄河岸边,停在一处长着大槐树的高坂下,随行的仆从们忙着布置好几案和酒食。入席之后,郭泰和大家说了些道别和勉励的话语。几巡酒下去,席中唏嘘感慨之声纷起。郭泰听着身边黄河的惊涛骇浪,遥望秋水长天,北雁南飞,孤寂与怆凉,充满胸臆之间。他对大家说道:“时值今日,感激诸君厚意。郭泰无以言语,请援琴作歌,与诸君别。”   
    激扬的琴声伴着郭泰深沉的歌声而起,几个已有醉意的太学生也随之起舞: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宴罢,李校尉让大家止步,自己又与郭泰共乘一车,上了高坂,驶向渡口。大家引领望之,有人感叹道:“眇若松乔之在霄汉啊!”   
    申屠蟠也与大家道了别,不过他与郭泰相反,往东南而去。从此,他便绝迹于淮水流域的梁国砀山之中,筑草屋于大桑树下,终生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离去,给李膺等清流士大夫们带来了更大的悲愤,由于是已经出仕之人,他们的人格就不允许他们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类的处士们的选择。他只有拿出整个性命,去为历史负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壮烈的牺牲。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桩案子。案发地点,乃是河内郡。   
    张成,河内人,是个术士。他的特长是风角之占,也就是通过对季节更换时的风向观察,来推断人事的吉凶。不过,他是个有名的术士,因为他用这套小把戏结交了中官们,又通过中官给天子占过几次,因而被人奉为神明。大凡昏聩的上层人物,皆喜结交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因为古人有言:“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   
    延熹九年(166)春风初起的时节,张成在一个甲寅日,感到风刮得很高,并吹响了柳枝。他知道,按占法,这预示着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儿子有个仇人,便告诉儿子这一征兆,让他放心大胆地杀了仇家。   
    明目张胆的杀人案发生后,杀人犯从容自若地进了李校尉的监狱。七天之后,他父亲的预言应验了。说句真话,如果没有他父亲的原因,李校尉或许就按朝廷的诏令办了。可这次,当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准备聆听大赦令的时候,一见到李校尉那张脸,他就立刻明白:父亲的预言失灵了。   
    张成聪明反被聪明误,丧子之痛,让他气得快要疯了。他一连多日地奔走于宦官的门庭。最后,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诬告信,声称:“司隶校尉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不遵朝廷诏令,滥杀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体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涂,脾气也随之坏得厉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劝说,年轻而苍白的脸气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让中书起草诏令,在京畿和各个郡国收捕这些“共为部党”的“党人”。可是,诏书又被退了回来,因为针对全国的诏令,必须经过太尉、司空和司徒三公的平署签字,才能公布天下。而当时的太尉正是陈蕃。   
    刚刚摆脱大将军控制的年轻天子,又受到帝国官僚体制中公文发行条例的掣肘,孝桓皇帝在盛怒之余,立刻发出了一道可以绕开官僚们的诏令,即一道直接针对非常事件的诏令:立即收捕李膺等人。   
    具体的执行者是中常侍王甫。李膺等人入狱后不久,一批涉及到二百多个党人的全国通缉令就发出了,其中的首犯是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丘长陈蹇、冀州功曹范滂等。鉴于其中的一些人听到风声后已经逃窜,故而通缉令中都附有很高的悬赏。传递通缉令的驿马和捕快的飞骑从京师出发,向帝国的各个方向扬起恐怖的烟尘。   
    不过,有些知名党人的脾气,古怪得使那些想靠这笔赏金发点财的家伙大失所望。陈寔一听到通缉令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像一位士兵听到号角一样激动地说:“我不入狱,众人无所依靠。”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古印度那位伟大的圣人释迦牟尼所说的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还没有在中土流传。陈寔镇定地去了北寺狱。   
    范滂也属于这类不知好歹的家伙,他刚进号子的时候,狱吏对他说:“范大人,看见过道顶头那个小神龛了吗?”   
    “嗯,看见了。”   
    “那是狱神皋陶,乃上古帝尧时的司法大臣。大凡进了号子的人,一定要先祭上一祭,以保佑自己少受牢狱之苦。大人,您不想祭拜吗?”   
    “你可知,皋陶乃古之正直之臣,知我范滂无罪,他会在上帝面前审理此案。倘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用?”   
    从此,北寺狱的狱神就无法享受人间的烟火了,因为一旦有犯人要祭皋陶,那位狱吏就会将范大人的话复述一遍。   
    这几位的入狱,又忙坏了太尉陈蕃,几乎每天他都在面君进谏,可每天,天子那张年轻而病态、冷漠而迷惘的脸,都让他失望和心痛。他也知道,天子对自己够有耐心的了,换了别人,不是罚做苦役,就是丢了脑袋。他更知道,自己的进谏毫无效果,作为帝国的重臣,他现在能做的,就仅仅是进谏不已罢了,因为只要帝国的朝廷中还存在着这种正义的行为,天下人就不至于对帝国完全失望。   
    很快,天子对他的进谏感到厌烦了,一道诏策下来,说陈蕃向朝廷举荐人才不当,罢官免职。   
    陈蕃的免职,使朝中无人再敢为党人讲话。   
    搜捕在全国展开,各郡国陆续开出了本地的党人或与党人牵连者的名单。由于帝国中央下达了硬性的任务,分派了各地的大致名额,加之各地中官势力的努力和政治派别利用此事整人,帝国的党人竟达七八百之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帝国的精英分子。   
    平原相史弼这几天一连收到驿马送来的加急文书,内容都是一个:责问他为何不将本郡的党人名单上报中央?接着,中央来了宦官使者,将自己的属下们拿到馆驿中去拷打,让交出党人。史弼忍耐不住,跑到中官下榻的地方问个究竟。那位使者沉着脸问他:“天子下诏捕捉党人,旨意坚决。青州有六郡,五郡有党人,请问史大人,您有什么本事,竟将平原郡治理得连一个党人都没有?”   
    史弼答道:“先王治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各异,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党人,本郡惟独没有,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一定要禀承上司的意图,谄害善良,滥施刑罚,以逞非理,那么平原郡内,家家户户皆可指为党人。如果朝廷非要我如此,在下惟有一死而已。”   
    中官被史弼的狡辩弄得愤怒不已,下令黄门骑士将史弼和他的僚属们悉数押进槛车,带往京师。   
    有像史弼那样隐藏党人的,还有自愿做党人的。   
    帝国的度辽将军皇甫规,派自己的马弁送了一份书信到天子那里,声言自己曾举荐张奂,这纯属结党的行为。而且,太学生们曾为自己上书请愿,因为自己是个党人,请天子以党人之罪给予处置。   
    天子一笑了之,他知道这个老家伙是吃饱了撑得慌,故意来搅浑水。   
    太学生贾彪,此时任帝国豫州新息长。他是个崇尚道德、个性很慷慨的人。新息这个地方穷得要命,老百姓生子便杀,因为无法养活。他到任的那天,手下官吏呈上来两桩案子:城南有盗贼杀人,城北有母亲杀婴。属下让贾大人先去办城南的案子,可贾大人却说:“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   
    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一石二鸟,竟把城南的盗贼感动了,纷纷面缚自首。数年以来,新息人口增加了数千,男孩的名字都叫贾儿,女孩的名字都叫贾女。   
    党人的事件发生后,他一直在注视着动向。陈蕃罢免的消息传来,他坐不住了,对自己的同志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   
    贾彪进入洛阳时,已是次年。天子的身体越发地不行了,如果按照术士们给他列出的时间表,他每天必须和十来个女人性交,吃各种丹药和西域胡僧带来的助长性交能力的药品,祭祀佛陀和老子。天子并非乐此不疲,而是感到十分地紧张和恐怖。事实上他也做不到,但没有子嗣的苦恼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又是超乎常人的。正如大汉帝国初期的一位词赋家枚乘所言:“皓齿而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天子本来就孱弱的生命之树,已被伐得差不多了。恰恰此时魏郡上报,说有甘露、嘉禾两种祥瑞出现,巴郡又报黄龙现形,这给天子绝望的脸上增添了一些血色。他让朝臣和术士们商议出一个办法庆祝此事,希冀延迟天命,长乐未央。   
    贾彪慎重地选择了他所要拜访的人物。于是,新立皇后之父、槐里侯、城门校尉窦武和尚书霍谞谓的府门被叩开了。窦武对于天子的作用固不待说,而霍谞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天子对他的印象很好,因为他在帮助天子扳倒大将军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窦武下了决心,但他对后果同样不抱希望。他写了一封措辞相当直露的上疏给自己的这位天子女婿,并带着槐里侯和城门校尉的印绶,连同上疏一道交给了天子,表明这也是最后的忠告。他的第一句话和老太尉黄琼最后的上疏几乎是一样的:“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上疏中除了指斥中官和为李膺等党人辩护之外,还向天子特别推荐了尚书台的几名德才兼备的贞士良佐:朱寓、荀绲、刘祜、魏朗、刘矩、尹勋、张陵、妫皓、苑康、边韶、戴恢、杨乔等人。最后,他还以道德政治观点,阐述了近来出现的祥瑞:“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霍谞的上疏也随之送到天子手中。   
    天子的精力也快耗尽了,他不像前几年那样容易被激怒,看这两封上疏时,他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用在御榻之上了。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叫来王甫,让他去狱中审讯范滂等,妥当地将此案了结。窦武上疏中提到的杨乔,这个年轻人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天子虽不爱其文意,但却嘉其文采。杨乔容仪伟丽,天子想到自己的公主终身未有所托,读到此处,天子还让中宫去杨乔家中,传达欲招其为驸马的意思。可杨乔太不知趣,坚决辞婚。为了不让天子丢面子,他居然闭门不食,七日而死。   
    天子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不仅仅是杨乔的辞婚,而且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的辞职。   
    由于李膺、范滂等人的执拗脾气,北寺狱的中官和狱吏发了狠地要整死他们。王甫到来时,看到范滂等被枷号在庭院的阶下,手足头颈皆不得展转,呻吟喘息。王甫拿着鞭子,挨个地敲打着他们的木枷,来回走动着说:“唉!卿等相互举荐,迭为唇齿,究竟图个什么呢?”   
    阶下囚中有人答话,那是范滂的声音:“仲尼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天下人同心向善,清白如水,同弃奸恶,如视污泥,以为这就是王道仁政之所愿闻之事,没想到反被认为是构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我范滂于首阳山之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和叔齐!”   
    听到这里,王甫的鞭子不再挥动了,他的脸上现出严肃和惭愧的神色,显然,他也被打动了。他下令狱史们解除了党人的桎梏。   
    天子的病更加绝望,再无能力过问此事。北寺狱中的犯人,这些天似乎开窍了许多,供辞中忽然交待出不少同党来。可中官们看了,却着了慌,原来这些同党,大多数是他们的子弟。这些人也要在太学读书,与党人为师为友,甚至也和士大夫有同样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士大夫,而不是要成为宦官。显然,李膺等在押的党人改变了斗争策略。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5)

    延熹九年的六月,朝臣和术士为了挽救天子垂危的龙体,建议改元。照例,改元之际,要大赦天下。王甫等中官对天子说天时宜赦,可将党人赦归故里,交地方禁锢终身,并将党人中二百多名首要分子的姓名书于三公府,提醒三公,永不征辟这些被打成党人的士大夫。   
    七月十三日庚申,帝国宣布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数百辆马车和上千名的士民等候在北寺狱门前。李膺、范滂等人出来时,人群一片欢呼。李膺对大家说道:“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每一个党人回到故里的时候,都受到了当地士人和民众的欢迎。范滂回老家汝南,经过南阳郡时,迎接的车辆达数千之多,其中的殷陶、黄穆是范滂的同乡,他俩帮着范滂应对宾客。经过此难,范滂似乎更加成熟,他忙对殷、黄二人说:“公等如此,实是加重我的灾祸啊!”范滂没有参加地方的欢迎活动,悄悄地遁还乡里了。   
    党人们被赶出了京师,可禁锢又使天下的士子,一窝蜂地追随党人,并以此标榜自己。帝国政治舆论的中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那些好编歌谣和品评人物的学生,又出台了一套名人榜。其中有所谓的“三君”,为窦武、陈蕃、刘淑,言其能为一代宗师;有所谓的“八俊”,为李膺、苟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言其为人中之精英;有所谓的“八顾”,为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言其能以德行导引士人;又有所谓的“八及”,为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言其能导人追随宗师;还有所谓的“八厨”,为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言其能以财物营救士人。这个名人榜,显示了以党人为核心的清流士人组织的清晰轮廓。当然,也为他们的政敌开出了更为详尽的黑名单。   
    孝桓皇帝在改元六个月后就宾天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主持朝政之际,党人大都恢复了自由,主要的党人如李膺等人皆被起用。可朝廷一直没有下过正式的诏令,宣布解除党禁。所以在此期间,中官们仍旧利用天子的诏令,一再地重申党禁。随着大将军的自杀,被起用的党人也随之被抄杀或废黜,党人之禁,在新天子的治下,看来是没有解除和平反的希望了。   
    话再回到本朝。   
    建宁二年(169),张奂、谢弼上表事件之后,长乐卫尉、育阳侯曹节生了场大病,天子下诏,拜他为车骑将军,以便出宫休假养病。以中常侍侯览为长乐太仆,代曹节总领禁中。   
    侯览最恨党人,他一直盯着他的仇家、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恰恰此时他接到一封控告张俭的上书,是由张的同乡朱并写来的,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为党魁。他将这封上书奏明天子,天子让他草诏,下发通缉令逮捕张俭之党。   
    张俭知道大势不妙,这个同乡朱并的品行极其低下,可多次请求自己为他引导提携,遭到了拒绝,他一定怀恨在心。现在;通缉令发往全国,天下虽大,可孑然一身,何处可逃?   
    不过张俭毕竟是个刚健顽强的人,他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他的高祖张耳是与高皇帝同时起兵,争雄天下的豪俊,立为赵王。可是现在,这点乱世英雄搏击天下的勇气,只够他的后裔作逃亡之用了。他的逃亡开始时相当窘迫,没有人掩护,跑到天黑的时候,只要看见有门的地方,就去求宿。这些人家,让他感动和后悔,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开门收纳,许多人家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逃跑的路线一直向东,因为东面的鲁国,有他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本朝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褒(字文礼)。张俭仓皇来到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告诉张俭:家兄孔文礼出远门了。张俭见其弟如此年幼,不便多言,打算马上离开。可小孩却开口了:“先生请留步,兄虽在外,难道我不能作主人吗?”说着,将张俭让进门里。   
    张俭知道孔都尉三年前就过世了,孔家惟有高堂健在,孔氏兄弟七人,这一位不知排行第几。他问起后,小孩告诉他:“小弟名融,字文举。排行第六。”   
    张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小子不同一般。   
    孔文礼曾告诉过自己,家中六弟幼有异才,四岁时,与诸兄食梨,他就知道谦让,专捡小的吃。大人问他,他说:“我为小儿,法当取小者。”十岁时随父进京,想见识一下李校尉。可当时要见李校尉的人太多,故而李校尉以简重自居,不轻易接待宾客。孔文举居然独自造访。他对看门的人说:“我是李君通家世交,请予转告。”   
    李校尉觉得新鲜,让他进来,劈头便问:“您的祖上,与我有何通家之好?”   
    孔融从容答道:“当然,吾祖孔夫子,与大人您的祖上李老君同德比义,互为师友,所以融与大人累世通家。”   
    一番话,说得李校尉和坐中宾客大为惊叹。李校尉又来逗他,将他拉到身边,指着桌上的水果说:“您想吃点什么吗?”   
    “想吃。”   
    “您原来不知道做客的礼节,主人问吃什么,一定要谦让。”   
    可孔融反唇相讥:“大人原来也不知道做主人的礼节,主人摆设食物,是不能问客人吃不吃的。”   
    坐中,有太中大夫陈炜,也来逗他说:“人小的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出众。”   
    “看来,这位大人小时候一定很愚钝吧?”   
    这个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李校尉叹息一声说:“卿将来必为伟器,可惜我老了,看不到您成就的那一天了。”   
    张俭将自己的事告诉了孔融。没几天,风声忽然紧了起来。孔融告诉张俭,事情让鲁国相国知道了,正打算来搜捕。张俭立即谢过孔融,潜遁而去。   
    不久,孔融和哥哥孔褒一道被捕。审讯时,孔融对法官说:“藏纳逃犯的是我,应当由我坐法。”   
    孔褒对法官说:“张俭是来找我的,不是小弟之过,我甘愿受法。”   
    这时,他们的母亲又来自首,声称:“家中之事,由妾作主,应当罚妾才是。”   
    法官左右为难,只得上报朝廷,诏书下达,命地方判处孔褒下狱。   
    张俭继续逃亡。一个月后,他来到东莱郡黄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名叫李笃。第二天,李家大门外站满了军士,县令毛钦因为李笃的身分,没有直接冲进来拿人。李笃忙着出来,将县令迎到大堂的主席上坐下,向他顿首,说道:“大人,在下知罪,张俭负罪亡命,现确在李某家中。大人试想,他是朝廷通缉之人,大人又操兵到此,在下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可张俭为天下名士,今日逃亡,亡非其罪,大人忍心逮捕他吗?”   
    毛钦的反应也令人吃惊,他起身移向李笃,抚着李笃的背说:“古代贤人蘧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如此大仁大义之事,为何只能由足下一人来做?”   
    “在下虽然爱好仁义,可现在,大人截去一半了!”李笃流着泪答道。   
    毛钦叹息而去。   
    李笃让张俭持信去北海找一位叫戏子然的人。在戏子然的护送下,张俭由渔阳郡出关,流亡塞外。   
    张俭一直没有归案,让中官们大为气恼。这时曹节的病好了,向天子交还了车骑将军的印绶,诏令复为中常侍。不久,又进为大长秋,秩二千石。这是中官的最高职位。   
    冬天,京师奇冷,可大长秋雪上加霜,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令人齿寒的大狱。他向天子上奏,建议将一些禁锢在地方的党人领袖就地逮捕治罪,首要分子即行诛杀。   
    年仅十四岁的天子不像他的叔父孝桓皇帝那样,整个后半生都在与党人生气。他看了上奏以后,对大长秋所说的“构党”二字,不甚了了,便问道:“何以为构党?”   
    “构党者,即党人也。”   
    天子又问:“党人为何如此可恶,而要诛杀去除?”   
    大长秋又答道:“他们相互举荐联络,欲为不轨。”   
    “不轨欲如何?”   
    “欲图社稷!”   
    大长秋的语气坚厉,天子听了有些悚然,宣布可依其奏。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6)

    很多党人已经听到风声,更知道这次事态的严重性。   
    被免官还乡的李膺,这些天几乎天天都接到让他逃跑的忠告。一天,他叫来家中的亲属及门生弟子,从容地与他们诀别。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李校尉说完自己去了京师的监狱。没多久,诏书下到他的家中,声言罪臣李膺死有余辜,妻子徙边,门生故吏禁锢在家。禁锢的名单中,漏了一名学生,他是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景毅慨然长叹:“正因为李膺是天下大贤,老夫才遣子师之。岂能因为名籍脱漏而苟且偷安!”   
    第二天,景大人上表辞官。   
    捕杀令到了山阳高平,这是王畅的老家。王司空回家,并非因为大将军事件,而是建宁元年的八月,帝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水灾,按本朝的惯例,有大灾异发生,一定要像征性地免去三公中的一个,以搪塞天变,因而王畅被免。令中官们遗憾的是,王畅已经病死了。他再次地被免。像他这样卒于捕杀令发出之前的党人,还有河南尹刘祐、修武令宗慈、议郎蔡衍、洛阳令孔昱、太山太守苑康、蒙县令檀敷等人。   
    太仆杜密、名士朱寓、赵典被征召下狱,自杀。   
    范滂是个要犯。受诏缉捕他的是汝南郡的督邮吴导,可他一到范滂的老家征羌县,就让兵士休息,自己关上房门,伏在床上,抱头大哭。   
    范滂听说了,叹息一声:“一定是为了我的事啊!”   
    县令郭揖,见范滂前来,说要自首,大吃一惊。吴导的事,就是他让人赶快告诉范滂的,意思是让他快跑,可他竟如此固执。郭揖对范滂说:“天下大矣,公为何还在这里?”说完,郭揖解下印绶,表示要与范滂一道逃亡。   
    “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郭揖想起,范滂的父亲死得早,他在家是长子,更是个大孝子。说话间,范滂的母亲和兄弟、儿子都来到了大堂上,范滂向母亲跪下,顿首再顿首说道:“弟博仲孝敬,足以供养母亲大人。儿自归黄泉随从父亲。家中人死生各得其所。只是母亲大人生我养我,有不可割忍之恩,请大人不要徒增悲戚。”   
    他的母亲强忍泪水,扶起长子说:“我儿今天能与李膺、杜密二公齐名,死有何恨?已有令名,又求长寿,可兼得乎?”   
    范滂泪流满面,跪拜辞别老母,转身对儿子说道:“为父如想让你做坏事,但坏事不能做。如想让你做好事,那么,为父就不能做坏事。”   
    年少的儿子对父亲说:“孩儿知道父亲的志愿。”   
    吴导跪请范滂上了槛车。送行的吏民,莫不涕下。当年,范滂遇难,年三十有三。范滂年少即举孝廉,任冀州按察使者,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除去捕杀的,党人中大部分的出路就是逃亡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或是由于地位不显,或是由于多方营救活动,才免于牢狱之灾。贾彪和河南伊羊陟禁锢在家,不久病卒。御史中丞陈翔下狱,因没有确凿证据而释放。   
    已经闭门杜客的前大司农张奂,也没有能摆脱牵连。他受到现任司隶校尉王寓的控告,判为党人,遣还弘农郡禁锢。对此,他也认栽了,因为这个王寓靠巴结中官起家,到处请朝中公卿举荐自己,大家因惧惮中官,纷纷保荐,只有自己严辞拒绝,终于是遭到这个小人的报复。   
    袁闳,汝南南阳人,前朝太尉袁汤宗亲,以耕学为业,不喜结交。袁太尉生了三个儿子袁成、袁逢、袁隗,分别多次出任过帝国的五官中郎将、司空和司徒等最高官职。他们常常接济袁闳这个君子固穷的堂侄子,都被他谢绝了,而他们的子弟,特别是袁成之子袁绍和袁逢之子袁术,却依仗公卿世家的宠贵富奢,飞鹰走狗,行侠仗义,豢养宾客。连中常侍袁赦都与他们互认同宗,引为外援。党狱兴起,袁闳感到,像袁氏这样的家族,加之两个堂兄弟一副乱世英雄的模样,很可能被诬为党人。他对自己的几个亲兄弟说:“袁家的后代,已经不能凭借德行守住先人的福祚,却又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真像春秋之世操弄晋国的郤氏三族。”   
    他打算隐居深山,又考虑到母亲太老,不宜远遁。便花了很大的力气挖了一个环绕庭院的地下室。进去以后,就将出口堵死,留个窗口让家人送饭探视。对外放出风声,说自己匿迹山林。十八年后,袁闳卒于地下室。   
    袁闳的话,可以作为对二十多年之后形势的预言,但还不是眼下的现实。他自掘坟墓,埋葬了灾难也埋葬了自己。而他的两个招摇的堂兄,却不怕被打成党人,不仅如此,还开始了营救党人的行动。   
    袁绍是个壮健有威仪的高层贵族子弟,京城里没有他办不成的事。不过,他却非常羡慕一个党人,那便是何颙。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在太学时,被郭泰和贾彪以及陈太傅、李校尉引为同志。袁绍佩服他,是因为他的侠义声名。何颙有个朋友叫虞伟高,父仇未报即已病危,何颙安葬了好友,将仇人的头提来做了祭品。时下,他变更姓名,亡匿汝南地界。由于江湖上的朋友很多,他几乎没有遇到过危险,而且大胆地出入京师,在袁绍府中饮酒击剑,慨陈大义,谋划了好几起营救党人的行动。   
    另一个敢于营救党人的,是太丘长陈寔。陈寔字仲弓,颖川许昌人。大将军窦武辟为官属。他是个成熟的官吏,和范滂之流不同,他在做地方小吏时,就很善于和宦官周旋。当初中常侍张让的父亲归葬颖川,全郡的豪强士绅都去吊丧,惟独没有一个名士。张让的面子快要丢尽之际,却看到陈寔持着吊仪来了。张让很是感激,一直铭记在心。陈寔以一时的屈辱,为党人留了条后路。在他的努力下,张让网开一面,算是回报了当年的一笔人情。   
    党人之狱,在当年就告一段落。帝国的栋梁刚直而被摧残,不过,中官们的疾风并非所向披靡,因为士大夫们早已是劲草苍松。   
    这一年,名士郭泰卒于家中,年四十有四。大将军事件后,他就一病不起,党人之狱兴,他的病情加重。临终前,他让人将他扶到旷野之中,放声恸哭,既而叹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不知灭于何人!”   
    建宁四年,党人夏馥失踪已历两年,他的弟弟夏静用马车载着丝帛在外卖钱寻兄。这天,他来到涅阳的一个集市。忽然,一阵叫卖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寻声而去,见是一个面容憔悴黧黑,正在卖农具的铁匠,他忙上前仔细辨认。   
    “兄长何故沦落在此?在下是小弟夏静。”   
    铁匠毫无表情,也不答话,收拾起家伙就走。   
    夏静尾随在后,一直跟到这个铁匠住宿的大车店,向店家要了个和铁匠紧挨着的铺。   
    夜深了,大车店中劳累了一天的引车卖浆之徒们打起了震雷般的鼾声。铁匠摇了摇身边的夏静。   
    “兄弟!”黑暗中,铁匠的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兄长!小弟找你多时,快跟我回家吧!”   
    “唉!我因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隐迹山林,帮人冶铁,尚且能苟全性命。你却载物寻找,岂非加我以祸吗?”   
    兄弟俩执手无语。天刚亮,夏馥就消失了。   
    九年以后,党禁仍未解除,国事益不可堪。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天子请求大赦党人。天子竟然大怒,槛车收捕曹鸾进京,掠杀于槐里狱中。紧接着,朝廷又一次重申党人之禁,又清除了一批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甚至远房宗亲。   
    任何帝国,都有灭亡的一天,不过,灭亡的方式却大不相同。这表现在一点:即如果将帝国比作一座大厦的话,在颓朽将倾之际,帝国的子民是拆砖卸瓦,一哄而散,还是抱柱维持,固基支梁。秦帝国有如前者,她的统治支柱士大夫全部加入到民众的反抗行列之中,故而帝国垮于瞬息。可大汉帝国正如后者,这是因为她的文教和道德造就了一大批有教养和气节的士大夫,她的太平与稳定养育了无数的子民甚至周边的异族。她的毁灭,是由于这座大厦太老了,梁朽瓦裂,无可救药。   
    党锢事件,令大汉统治力量全部丧失,保存下来的精英分子们对大汉不再有眷恋之情,纷纷隐去,或者,加入了另辟地基,重造新帝国的事业。   
    五十多年以后,天下三分,蜀汉帝国的丞相、本朝党禁期间出生的诸葛亮在给他的嗣君、蜀后主刘禅写的上疏中说道: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1)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   
                                ——李尤《九曲歌》   
    天子加元服后,任命李咸为太尉,立执金吾宋酆之女、贵人宋氏为皇后。   
    第二年(173),改元熹平。就在上半年内,一连死了三个重要人物。   
    三月十三日壬戌,八十二岁的太傅胡广薨于任上。胡太尉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以孝廉和试章奏进入仕途。继陈蕃之后出任天子的太傅,对他来说,这已是个名誉性的职务了。他在宦海中沉浮了三十多年,出任过司空、司徒、太尉和太傅,历事安、顺、冲、质、桓,以及当今天子六位帝王,创下本朝士大夫仕途的最高纪录。他在弥留之际,对帝国的朝政没任何交待,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依靠这种风格,他才能保持这样的纪录。太学生为他编的顺口溜是:“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的高寿,也来自他的这种修养境界。当然,还与他独创的养生秘方有关。他的家乡有一处长满芳菊的河流,水质香甜。孝桓皇帝朝,太傅休沐南归时,患了风疾,医生让他天天喝这里的水。病愈回朝后,太傅仍坚持用这里的菊花泡茶。太傅的性情温和忠厚,但也并非胡涂,因为他精于用人,并熟悉典章制度。陈太傅和本朝的新任太尉李咸,都出于他的举荐。他更精于平衡复杂的关系,他知道,要平衡这种关系,就要付出一些有关名声的代价,因而对太学生的顺口溜,太傅也不以为意。依靠自己的老练与圆滑,保存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保存了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有两件事情使得胡太傅的名誉受到损伤。   
    第一件事发生在孝质皇帝朝。这个八岁登基的儿童,仅做了一年的天子就驾崩了,原因是吃了大将军梁冀送来的一碗面条。吃面条的前一天,他在臣下们的面前给大将军下了四个字的评语:“跋扈将军”。大将军主张再找一个年幼的嗣君,而胡太傅和当时的太尉李固等人则主张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为天子。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胡太傅突然变卦,转向了大将军。李太尉被免,其职务由胡太傅代领。   
    他的转变相当及时,因为孝桓皇帝登基后,刘蒜被大将军逼迫自裁,李太尉死于狱中。胡太傅封安乐乡侯。大将军被诛,胡太傅受到牵连,夺去爵位,免为庶人。可不到一年,孝桓皇帝又怀念起了他,觉得他不像有些士大夫那样不知好歹,于是诏拜司空。其实这是太傅意料中的事,他在仕途中多次被罢免,但复职的时间从来不超过一年。当今的天子更是喜欢他,因为他与陈太傅大不相同。何况,他也是当初与大将军和陈太傅一道,定下拥立自己为帝的重臣之一。太傅由此获得了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的评价。   
    第二件事,他与中常侍丁肃,保持了姻亲关系。丁肃是济阴人,而胡太傅做过济阴太守,他们是老相识了。但本朝的士大夫对通婚相当慎重,太傅如此,引起了士大夫们对他的非议。   
    他的生活方式,堪称士大夫们的楷模。年少时家境的清寒,使他一直保持简朴的生活。他的孝行也是出了名的,直到八十岁时,他都不柱拐杖,口不言老,因为他的继母还健在,他每天都要亲自侍奉她的起居。   
    天子给了太傅国葬的待遇,这个待遇包括赐予东园的木材做棺具,赐予原陵的墓地,谥文恭侯,拜家中一子为郎中。出殡之日,由谒者护丧,故吏门生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穿着丧服跟随,这,也创下了大汉开国以来的纪录。   
    六年以后,天子仍怀念着老太傅,让人画了太傅的像,挂在尚书台内。后来,又召来本朝的议郎蔡邕,为这张画像作颂。蔡议郎是胡太傅的得意门生,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本朝有点身分的人,皆以死后能得到蔡议郎为自己写的墓志或像颂为企盼。蔡议郎的面子薄,人家请了,往往无法推辞。不过,他心里十分清楚,为死人写的文字,是写给活人看的,所以总是要往好里说,说违心的话。他承认写过的惟一的一篇毫不惭愧的作品,是郭泰的墓志《郭有道碑》。这话是他在郭泰的葬礼上,悄悄地对涿郡人卢植讲的。   
    现在,他又在作违心的文字,尽管像主是自己的老师。不过这次写得不怎么顺当,他感到:老师这个人,太复杂了,任何褒贬,对于他来说,都无以复加,因为老师的一生,说明了世上还有无是无非的事情。而这正是本朝政治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   
    五月,大宦官侯览受到弹劾,罪名是专权骄奢。接着诏令收回他的长乐太仆和高乡侯的印绶。次日,侯览估计还有更大的打击会到来,自缢而亡。在士大夫的力量刚被重创的时候,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竟被搞垮,完全出于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内部的争斗。侯览之死,只是一个开头。   
    六月,京师发了大水,气候反常。幽居在南宫的窦太后生了大病,病中得到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放地的噩耗。十六日癸巳,年仅三十多岁的太后崩于南宫云台。去岁十月初七日戊子,她与天子见了最后一面。那天是她的生日,天子率群臣向她朝贺,并亲自向她敬酒,行人子之礼,并感谢她拥立自己的功劳。这使她感到非常意外。事后,她又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过了些日子她才知道,天子的回心转意,是由于黄门令董萌的努力。他劝说天子善待太后,好在天下树立孝道和威望。不过,这一切并未能改善太后的心情,抚今感昔,反而让她倍加心酸,忧思成疾。   
    太后的死,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太尉李咸一直在家生病。他是去年三月由太仆升为太尉的,因为发生了日食,原太尉闻人袭按例免职。窦太后死后的一天,他挣扎着要起来参加朝会,并且命令备车的仆人将一种有毒的大椒捣碎了,用布囊装好,放在马车里。仆人吓坏了,老爷的脾气一向很大,但今天又变得古怪起来。仆人忙着去告诉了老爷的太太和公子们。   
    李太尉穿好朝服,对聚在面前的家人说:“太后有援立天子之大功,可身陷大难。驾崩之后,中官竟以衣车载太后之尸,置于城南市舍之中,欲以贵人之礼葬之。幸而天子圣明,诏以太后之礼发丧于天下。可中官曹节、王甫又起歹念,阻止太后进入孝桓皇帝的陵寝,使之不得配食先帝。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子诏令公卿,大会朝堂,商议此事,老夫定要去辩白是非。倘若太后别葬他处,老夫吞椒自尽,绝不生还!”   
    公卿们来到了北宫,在议事朝堂外,摘下佩剑,脱去靴履,文武分列,进入大堂。天子没有到场,诏令中常侍赵忠主持会议。赵忠用一种挑战的口吻宣布开会,并让大家主动地提出看法。   
    会议前的那种小声嘀咕而形成的嗡嗡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几百个公卿大臣相互观望,莫肯先言。赵忠很高兴,他知道会有这种结果。现在,谁还敢公开与中官们对抗呢?他装出一副公道的样子,对大家说:“诸公请尽快议定,天子有诏,让在下一定在今天的朝会上定下此事。”   
    这时,一个声音冒了出来:“皇太后出自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赵忠一看,是廷尉陈球。他想:你真是胆大,就再让你出一次风一头,看你敢不敢?   
    “那就请陈廷尉执笔,拟定决议。”赵忠笑着说。   
    陈廷尉吸了口气,操笔疾书:“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   
    赵忠看了,脸上变了颜色,冷笑一声,对陈球道:“陈廷尉此议甚是果敢!”   
    陈球和李太尉一样,来时与家人告了别。他也冷笑着回敬赵常侍道:“陈太傅和大将军之事,本为冤案,太后又被无故幽闭,为臣常常痛心不已,天下为之愤慨叹息!球今日直言,会后倘若获罪,正是宿昔之愿!”   
    赵忠知道,陈球把话说到底了,不仅是他本人打算决一死战,而且也坦白了士大夫们借窦太后的葬仪想要做的文章。   
    这时,李太尉又说道:“臣以为陈廷尉的建议合情合理,也是臣的意思。”   
    嗡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终于有好几个人大声叫着:“陈廷尉、李太尉言之有理!”“就依此议!”   
    赵忠收拾不了局面了,他朝曹节、王甫望去。   
    大长秋和王常侍私语了几句,然后由王常侍说道:“先帝梁后,因其兄大将军梁冀犯逆,别葬懿陵。前朝孝武皇帝黜废卫后,由李夫人配食陵墓。今窦氏罪深,岂能与先帝合葬?”王常侍引据故事反驳大臣,得意非常。   
    李太尉起身走到大堂中央,再坐下,将奏章板拿在左手,右手则拿着装了大椒的布囊。他缓缓地说:   
    “臣以为,梁后先于孝桓皇帝而崩,大将军诛后,先帝下诏,废其陵墓为贵人冢;卫后因其子戾太子作乱,为孝武皇帝所废。此皆出自天子生前圣裁,不可与窦太后相比。当初秦始皇幽闭母后,感于茅焦之言,立即驾迎母后,供养如初。以秦后之悖乱,始皇之残暴,尚能听纳直臣之言,不失母子之恩,何况窦太后尊号在身,援立圣明,光隆皇祚,且又不因为获罪而驾崩呢?太后以当今天子为子,天子岂能不以太后为母!子不能黜母,臣不能贬君,此乃天经地义!如果太后不与先帝合葬,即陷天子于不仁不义,过失之大,重于始皇!臣现在左手持章,右手执药,自去诣阙,亲奏天子。倘天子不省臣奏,臣当吞药自裁,于黄泉之下,觐见先帝,具陈得失!”   
    说完,李太尉起身而去。会议不了了之。   
    还是由于黄门令董萌的作用,天子下诏,葬太后于孝桓皇帝的宣陵。七月二日癸丑成礼。   
    八月,黄门令董萌被捕,罪名是谤讪永乐宫董太后,死于狱中。   
    事情还没有个完。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2)

    九月的一天夜里,几个黑影从太学的宿舍中潜出来,向城北走去。巡查宵禁的骑兵,在京城的街道上纵横穿梭,居然没有发现他们。   
    次日,北宫南门外的巍巍峙立的朱雀阙上,题着几个醒目的白字,书法疾劲: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尸禄,无忠言者!”   
    观者如云。一时京师的公署官府、市井闾巷、酒馆妓院又有了谈资。   
    负责侦察此事的,是司隶校尉刘猛。他接到诏令,必须在十天内破案。对他来说,破案并不难,他也作了调查,知道是太学生所为,但他就是不愿搜捕,因为他暗自为这条匿名标语叫好。   
    一个多月了,案犯尚未落网。刘猛被免职,迁为谏议大夫。大长秋指定御史中丞段颎代刘猛之职。此人一介武夫,司法侦察那一套对他来说至为繁琐,和打仗一样,他指挥铁骑一排排地向太学里面冲,冲得太学生狼奔豕突,最后,几根长绳,系了上千的太学生,押往监狱,统统算作案犯,打的打,关的关,然后上奏结案,大长秋对此深加赞赏。在大长秋的授意下,新任司隶校尉上书弹劾前任,刘猛被判处苦役。   
    段颎出任司隶校尉这件事,把禁锢在弘农郡的故大司农张奂将军吓了一跳。他知道麻烦事又要来了。段颎的家乡和张将军接近,在武威郡的姑臧。他的声名,也与张将军和皇甫规将军接近,俱为威震帝国西北凉州地域的边将。加之段熲字纪明,张奂字然明,皇甫规字威明,因而帝国的朝野称他们为“凉州三明”。段纪明年少时弓马娴熟,轻财尚侠,从一个管理孝顺皇帝陵园的小吏到破羌将军、新丰县侯的历程,记录了他身经百战的累累功勋。段将军虽是个武夫,但不是个残暴的军人。他爱护士卒的名声播在帝国的朝野,士兵生了病,他都要亲自看望,甚至亲手为之裹扎创口,士兵皆愿为效死而战。在边关十多年,段将军未尝一日睡过好觉。建宁三年,他指挥了帝国与东羌的战争,斩首一万九千余级,俘获无数,东羌遂平,并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安置了投降的部落。这一年春天,天子念他辛劳,诏征还京师。段将军带着汉、胡步骑五万多人、汗血千里马和万余口生俘来到京师,刚到远离京师的长安县西境,就受到天子特使的迎接和慰劳,班师的队伍长达数十里,旌旗蔽日,鼓角震天。进入京师后,即拜为侍中、执金吾和河南尹。   
    段将军和张将军的过节,开始与他们的人格无关,而是出于各自不同的战略观念。在一次对羌人的战争中,张将军主张招抚,而段将军主张讨伐,作为军人,他们也曾为了立功而争夺出战的机会。就这样,两人之间有了意气之争。不过,他们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也建立在战争之中,为常人所不及。孝桓皇帝朝,天子曾为张将军久不出兵击羌而大动肝火,段将军马上向天子面陈韬略,点出他的老同行按兵不动的妙处,使天子豁然开朗。   
    张奂担心的是现在的段将军。与自己相较,段纪明有一点令人担忧,那就是他的儒学修养相当欠缺,他和一切军人一样,没有政治头脑。残酷的战争,使得他把人世间一切高尚的东西看得很轻,而把及时的感官享乐和财富、地位看得很重。这次因搜捕太学生而迁为司隶校尉,说明段纪明为保富贵,与中官结党。因而他的军事才能就成了张扬中官权势的威力。   
    还有一件事,让张奂最为担心。   
    扶风人苏谦,是张奂的世交挚友。可苏谦又与段熲的好友、魏郡人李暠有怨恨。李暠便在出任司隶校尉期间,找了个由头将苏谦捕杀了事。谁知道苏谦的公子苏不韦是个血气方刚的人,他将父亲埋进土中,发誓不报此仇,不举行葬礼。于是他变更姓名,外出结交江湖侠客,天天寻找机会。本朝的风俗和法律,都同情和鼓励复仇,因此李暠也很紧张,一直没有放松对苏不韦的追捕。可过了许多年,不见动静,李暠也就不以为意了。不久,他升迁为大司农。   
    一天夜里,苏不韦突然从李司农卧室的地砖下面冲出来,持刀砍杀。李司农大呼救命,夺路而逃,室中侍寝的小妾和一个小儿被苏不韦斫杀。接着,苏不韦又从另一间屋子的地下突出,搜杀李司农。这时,李司农才发现:家中的地下,已被苏不韦挖空了。他惊恐万分,一边布置搜捕,一边让人用厚木板压在地上。自己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吓得魂不守舍。第二天,李司农又得到报告,说自己父亲的头,被人从坟墓中掘出,挂在京师的闹市口。李司农大索京城,不得要领,又怒又气,吐了几大口血,便命归黄泉。   
    逃亡中的苏不韦在等待到一次朝廷的大赦令之后,才公开露面回家,为父亲发丧成礼。   
    这些天,苏不韦突然接到仇家的好友段校尉的邀请书,请他出任司隶校尉的副官,他感到大势不妙,忙去告诉了张奂。张奂也一筹莫展,只得让苏不韦称病在家,不赴征召。   
    于是,张将军一直担心的麻烦事终于找上门来了。   
    段校尉听说苏不韦称病不来,大为震怒。他让手下的捕快头目张贤带人去苏不韦家,命他就家中斩杀苏不韦,提着人头回来复命。为了防止张贤违命,段校尉又让人给张贤的老父亲送去一杯毒酒,并捎口信说:“如果你家公子拿不到苏不韦的人头,请你马上享用这杯好酒!”命令下达几个时辰以后,苏不韦一家六十多口,被全部斩杀干净。事后,张奂接到段颎发来的公文,说他作为西部边人,迁家于弘农郡,违反朝廷法规,必须马上迁回原籍敦煌。   
    张将军明白,这是对自己下手的信号。但他此时的处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只得采用哀告的方式了。他让人给老同事送去一封长信,请段将军看在自己父母的坟墓俱在弘农和自己老而无用的份上,垂怜施惠,并且说:“如果将军不哀怜,我的一家,便为鱼肉了。”   
    不出张奂所料,段颎这样的刚猛之人,却吃不得软招,收回了成命。   
    这封信,为张将军赢得了九年的余生,他七十八岁寿终正寝。遗嘱中说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故而被谗邪所忌,但他同时认为这就是命。晚年长期的禁锢生活,使他对自由无比珍惜,他要求将自己的遗体盖上被子,连同卧床埋入地下,而不用棺材,因为他厌恶棺内密不透气的黑暗。   
    太学生事件之后,朝政在高压气候下,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可段校尉并不平静,他要忙着抓人,指使他的,是中常侍王甫。   
    王常侍让段校尉秘密追查的案犯,据说是一伙反贼。为首的是勃海王刘悝。刘悝是孝桓皇帝的胞弟,本为蠡吾侯,后改封为勃海王。此人行为险僻,僭傲不法,出入无常,耽于酒乐,横行州郡。早在孝桓皇帝延熹八年,他就受到北军中侯史弼的弹劾。孝桓皇帝出于对胞弟的袒护,没有理睬史弼。但刘悝却受不了,干脆谋起反来。司法部门在控制了局面以后,请求天子废除勃海王。天子作了折中,下诏贬为瘿陶王,地盘小得只有一个县。   
    瘿陶王受不了穷罪,千方百计地交通关节,谋求复国。人托人,关系一直找到王常侍身上。王常侍很爽快,问他愿出多少钱?瘿陶王说五千万够不够?王常侍便拍了胸脯。永康元年,孝桓皇帝驾崩之前,又想起了这个弟弟,诏令复国。于是刘悝不打算付钱了,因为他已从有关线索得知,自己的复国,完全出于哥哥的怜悯,并非王甫之力。王常侍等不到这笔巨款,感到自己被人耍了,怄了一口恶气。经过他的暗中调查,明白了勃海王通过中常侍郑飒、中黄门黄腾打听到复国的原因,并将一笔数目少得多的钱,送给了这二位同事。   
    段校尉照办就是。十月,收捕郑飒等人下北寺狱,由尚书令廉忠上书天子,报告他们的罪行是“谋立刘悝,大逆不道。”这是天子最嫉恨的事,于是诏书下达到刘悝所在的州郡,冀州刺史奉诏并在王常侍的授意下,收拷刘悝,一直逼得他感到惟有一死才能脱离苦海,毅然自杀方才罢休。勃海王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及傅、相等属官,皆死于郡狱。王常侍等十二人封为列侯。   
    郑飒第二次进北寺狱了,他感慨万千,因为这一次,居然是被上次将自己从北寺狱中救出来的人关进去的。他知道,这次就别想出来了。   
    文姬,蔡议郎心爱的独生女儿,每天早晨,她都要在父亲的指导下,练习琴曲。她知道,父亲不仅是帝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也是最负盛名的琴家。父亲的《琴赋》为人广泛传诵,父亲的《琴论》是开辟性的琴学著作。父亲能从别人的琴声中听出人性中最微妙的地方。有一次,父亲应邀去邻居家里吃饭,走至门口,父亲听到屋里传出琴声。父亲听了,掉头便回。过了一会儿,邻居过来,问父亲为何这么久还不过去。父亲说:“我听出,阁下的琴声中透出了杀机。”主人大为叹服地说:“蔡君高明,适才我鼓琴之际,见一螳螂正在捕蝉,我心耸然,故而琴声有异。”她知道,父亲如此高妙的琴学修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道德的深刻体验,一是与自然的浑然默契。父亲一向很超脱,这可能由于蔡氏家族世传黄老道家的哲学。父亲的琴声,让她听到高山流水、鸟鸣猿啼、风花雪月、渔樵问答,听到君子高洁的情操和对生民的同情与关注。   
    不过,这些天来,她从父亲的琴声里听出了忧患和焦虑。前天夜里,父亲弹了整整一夜的琴,中间,琴弦断了一次。早上她告诉父亲,断的是第二根弦。父亲笑笑,说她只不过是偶然说中罢了。今天,父亲一大早就到庭院中弹琴,她在房里听出是孔子传授的《文王操》,这个曲子中,贯穿着一段沉痛而又坚决的旋律和一个重涩的顿音,表达了周文王的道德境界和政治志向。父亲弹着弹着,有些失态,老是重复这个顿音。终于,琴弦又一次地拨断,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   
    “父亲,这是第四根弦!”文姬走出来,对父亲说。   
    “看来,这一次你不是偶然得之。”蔡邕对这个继承了自己所有灵性和才气的女儿说道。   
    “女儿从父亲的琴里,听出父亲正为国事担忧。”   
    蔡邕苦笑,未作回答。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3)

    蔡邕每天都去东观,那是帝国的皇家图书馆。他和一帮学者从事着两个研究项目:校勘五经和诸子百家典籍,编撰《后汉记》。这个《后汉记》是本朝的国史。他的同事有卢植、杨赐、韩说、张训、马日磾等人,这是他们最胜任和最愉快的工作,也是令他们伤感的工作,他们总觉得:这是在为帝国结账。   
    最近,天子经常召他进宫,原因是,天子喜好辞赋和鼓琴。   
    天子的这两个爱好,几乎与孝桓皇帝如出一辙。当初,孝桓皇帝也曾征召自己从家乡陈留速至京师,请教琴学。他走到半路,就上书称病而回。回去后,他写了一篇《述行赋》。在赋前的序中,他说明了原因: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琴,自朝廷敕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己病,不得前,得归。   
    现在,他已在朝为官,再没有办法称病了。不过,几次进宫,他对天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天子的智力,绝对在一般人之上。他对修辞和琴韵的领悟,来自于先天的聪慧。不过,天子似乎到此为止了,因为他总是浸淫于技巧的表现,因而天子的辞赋和琴声,总是透出浮华和浅滑。蔡邕知道,这一方面是天子的年龄尚轻,对人生的体察不深;另一方面,天子一直缺乏一位让他敬畏的老师,为他讲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因而缺乏人格的修养。进而他又发现,天子在政治上同样如此。天子对政事,往往能够领悟其中曲折,读大臣们的上疏,常常发出感慨之声。可天子缺乏的是决断能力,他把这个权力,交给了中常侍们。原因和前两件事的一样。蔡邕还发现,天子对自己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大臣,因为天子向自己学习的,是天子最感兴趣的东西,爱屋及乌,君臣关系中,夹杂了师生的友情。有时,天子在学琴之余,向自己咨询一些朝政。当然,蔡邕每次回答得相当谨慎,他对天子缺乏信心,而且,中常侍们常常不离左右。但是,他意识到: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渐渐地对天子加以引导,何况,自己的职务本来就是参议朝政的议郎。   
    蔡邕觉得自己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朝政,无法超脱,忧患也悄悄地包围了自己。   
    延熹四年(175),蔡邕和同事们校勘五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发现,帝国的学术存在着很大的症结。帝国自孝文皇帝诏收天下书籍,抢救秦火余烬;孝武皇帝听从董仲舒更化之策,独尊儒术以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渐得确立,帝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和文官储备体系渐得完善。不过,帝国以五经试用文官,有一件麻烦事一直没有解决,那就是《五经》没有定本。   
    大汉立国之初,先王典籍多从秦代存活下来,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因为秦帝国的挟书令至为严厉,简册化为飞灰。可是,记忆力因人而异,加之方言、人老牙缺等等原因,记录下来的文本自然有出入。帝国一心恢复文教,胸怀又至大至厚,因此往往一部经典,因文本的不同,并立数家博士,俱为学官。至孝宣皇帝朝,五经各有三家博士,这些博士所传经典,皆用帝国通行的隶书写成,故称今文经学。出于学术和仕途的考虑,各家博士不仅严格门户,而且相互争论,都说自己的文本出自圣人亲裁。孝宣皇帝没有办法,干脆让大家到石渠阁开会,并且亲自来作决断。除了开会,就是组织学者到皇家图书馆,将收罗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互相比较,取长补短,搞出一个官方的定本,作为考试的依据。   
    孝成皇帝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等人校订皇家图书。刘向又让小儿子刘歆协助自己的工作。父子俩领着一帮学者一干就是二十年。刘向病死后,孝哀皇帝让刘歆继续主持。这个刘向父子在校书时,发现图书馆里藏有许多秦帝国没有烧毁的简册,当中有五经的文本。这些本子用先秦的文字——六国古文写成,有些经典或传记甚至是学官的文本中所不具备的。刘歆经过调查,得知这些本子有的来自民间的进献,有的来自考古发现,其中的一些,已经由先朝学者与今文典籍作过比较。刘歆来了兴趣,他开始校勘,最后,他相信这些古文的文本要比今文的文本可靠得多,于是他提出将古文也立为学官。在与博士官们辩论之后,刘歆失败了,因为他太幼稚了,仅仅将经学看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帝国已经有这么多人靠经学吃饭,不能再容忍别人来抢饭碗了。再则,古文的文本尚未得到全部系统地整理,研究和传授系统没有确立,古文又为秦李斯统一小篆前的六国书体,识者寥寥。更重要的是,帝国确立经学的目的,本不专为学术,而是树立帝国的政教大纲,因此,经典的文本是否与圣人接近是一回事,而对经典的解释、宣传和活学活用则是更重要的事。帝国所立学官,皆有一套能够指导现实政治之术,甚至以《禹贡》治理黄河,以《洪范》察知天变,以《春秋》判决案件,以《诗三百》当作谏书。这种庸俗化的应用,在帝国拨乱反正、创设文教的过程中,却极具生命力。而古文经典,则缺乏这种功能。   
    可是刘歆还是把一个麻烦给惹下了。   
    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汉室以来,今文经学的门派分得更细,争斗也愈烈,但作为官学,它的思想渐渐不能适应朝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开始僵化。一些士大夫在民间整理和传授古文经,解释古文经,甚至编出了识别和解释古文经的字典。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士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   
    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蔡邕多次谏罢鸿都门学,天子的脸色不好看。作为帝国文化的维护者,蔡议郎感到帝国最后的一块圣地也被玷污了。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4)

    这年夏天,那位曾经给大将军窦武写信的涿郡布衣、现任帝国政府秘书长的卢植尚书,在东观编纂《后汉记》的闲暇之中,将老友蔡邕叫到一边,对他说:“阁下可认识阳球?”   
    这个名字,让蔡议郎出了一身的冷汗。   
    “阁下提起此人,莫非有什么见教?”   
    “卢某知道,此人是阁下叔父大人的对头。前几天朝廷罢免一批在地方施行严刑苛法和贪污横暴的官吏,阳球被控告,逮捕至京。可天子却以他任九江太守时讨伐山贼有功,特加赦免,并拜为议郎。阁下应多加提防。”   
    阳球属于严刑苛法的酷吏,与贪污无涉,因为他为官清廉,也有政绩才干,但性情严厉,睚眦必报。此人出身渔阳泉州的大族,又娶中常侍程璜之女为二房,少习弓马,善于击剑,酷爱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学说;以孝廉被举入仕,任尚书侍郎,精于朝廷法律和制度,所写奏章,为尚书台的样板。出任高唐令时,曾因执法过于严酷而被朝廷收捕,后被赦免。九江山蛮造反,朝廷以卢尚书出任太守,用怀柔之策,山蛮宾服。可卢尚书不久生病辞官,阳球接任,设了圈套,将山蛮殄灭殆尽。当然,阳球更明白山蛮造反的原因,是帝国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于是,他又杀了不少奸吏。接着出任渔阳国相国,搞得郡中豪强权贵屏声息气。本朝以德治为本,故而像阳球这样的酷吏尽管整肃了社会秩序,但口碑总是不佳。作为一个出了名的酷吏,阳球刻薄的性格和他所崇尚的以峻法理国的思想既相一致又相矛盾。他对法律的无比执著,基于他刚猛狭隘的个性力量,他从来就没有畏惧过任何权势。但这一力量又使得他常常将法律当成宣泄个人意志的手段: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或者,公报私仇,甚至犯法。他最初的声名来自于他对法律的公然对抗。当时,有郡吏污辱阳球的母亲,少年的阳球纠合了十来个小兄弟,把那个郡吏家中杀了个鸡犬不留。   
    阳球和蔡议郎叔父蔡质有过节,这个过节完全出于个人的恩怨。可事情无独有偶,阳球还与蔡议郎的对头、大鸿胪刘郃相善。现在这个酷吏来到了京师,对此事一定不会甘心。因此,卢尚书及时地将消息通报给老朋友。   
    可是,蔡议郎是个文人,他能有什么办法?只是出身冷汗,日日小心提防罢了。   
    不久,朝廷又拜阳球为将作大匠,掌管帝国的重要工程和器械制造。继而又拜尚书令。   
    次年二月,天子更加醉心于他的学院,下诏对全国招生,命中央和地方官僚推荐,并许愿要给鸿都门学的毕业生分配最好的职业:出则为刺史、太守,入则为尚书、侍中,甚至可以封侯赐爵。但这一举措却起了反作用,鸿都门学的生源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因为士君子们已经把它看成是不学无术、钻营取巧之徒汇集的野鸡大学。后来,天子还令人将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名鸿都门学学者画像立赞,劝诫天下学子。大臣们纷纷上书劝止,新上任的尚书令阳球也切言不可,告诫天子以太学为重,速罢鸿都门之学,以销天下之谤。所有的书奏,天子皆不省。   
    三月,朝廷宣布改元“光和”。因为本年的二月,发生了比较大的日食和地震,天子希望通过改元顺从天意。但上天并没有体会他的苦心,一连又降下几次比日食和地震还要令他恐慌的灾异。四月,天子贴身秘书、顾问们的办公室——侍中寺里养的一只下蛋的母鸡突然打起鸣来,从此变成了一只公鸡。六月,有人报称在天子的寝室温德殿东边的庭院中看到一道黑气,长十多丈,像一条龙。七月,又有人报称看到一道青色的霓虹降到南宫玉堂后殿的庭院。天子着了慌,叫来了几位有学问的大臣询问原因和消解的法术。他也知道,对这种事情,宦官和鸿都门学院的教授们只有茫然相顾的份。   
    会议在南宫金商门崇德署召开。天子仍未到场,又让曹节和王甫召集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飏到会,向每人颁授了天子的诏书——一块一尺来长的木板,上面命令发给每人一副笔砚和两块一尺长的奏章板,让书面对策,限时封囊交卷。大臣们对这种做法十分反感,因为帝国的制度规定:天子的诏书板,本朝又称之为“尺一”,必须由天子御省,再经三公和尚书台审核颁发,中官不得插手。可现在,“尺一”已经操持在中官之手,不仅是一般的“尺一”,就连拜用官吏的任命“尺一”,中官们也能从天子手上弄来颁发。这样,天子与群臣之间便有了道“尺一”之墙,皆被中官玩弄于指掌之上。   
    前故太尉杨秉之子、天子的老师之一、光禄大夫杨赐仰天而叹,对曹、王二人说:“曹公、王公,我每次读《汉书·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张禹此人,身为孝成皇帝之师,每次生病,孝成皇帝都要车驾临幸,垂问起居,可谓极尽人臣之宠。但他不能竭忠尽情,为天子谋赞国家大事,反而示意天子授给他小儿子官职,调还他远在边郡的女婿,难怪朱游要用尚方斩马剑诛之。吾以微薄之学,充当天子之师,吾家又累世见宠,却无以报国。现在,吾当此大问,只有竭忠而言,放笔直书,无所顾忌,即便有得罪之处,也只有死而后已了。二公还请多多包涵。”   
    时间一到,曹、王二人将诸位的对策当面封好,宣布散会。   
    天子第一个打开的是杨赐的对策,因为天子知道,杨赐不仅精通五经之学,还精通一门高深的学问,那就是谶纬之学。这门学问据说是孔夫子的秘学,专门回答有关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谶”为预言之意,“纬”则相对于“经”而言,是孔门阐释五经的秘典。当初,势单力薄的世祖光武皇帝就是应了一句“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言,便在王莽之际纷起的群雄中得了天命,因此,他宣布这门学问为帝国的天宪。尽管许多士大夫和经师曾当着他的面戳穿这些神神叨叨的理论出自汉世旁枝末学的伪造与假托,但他仍然坚信不疑,并狠狠地惩罚了这些过于迂执而没有政治原则的家伙。因为,光武皇帝也明白,在帝国臣民普遍相信天象与人间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感应的前提下,谶纬学说恰好补充了五经中所缺乏的有关天道与阴阳五行以及占星望气等方面的理论。这是一门可以直接拿来应用的政治巫术,比五经学说少绕许多弯子。当然,这套学说在给他带来权威和方便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麻烦,因为大臣们马上能够充分地应用这套理论批评朝政并形成了传统。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麻烦还对他的子孙们形成了威胁,因为野心家们或者造反者也会利用这套巫术工具推算出大汉帝国的死期,这又是后话了。   
    杨赐的对策中,援引了两条谶纬的说法,一条叫做《中孚经》,其中说:“霓之比,无德以色亲。”一条叫做《春秋谶》,其中说:“天投霓,天下怨,海内乱。”他认为温德殿的黑气和玉堂后殿的青虹都是霓虹之类,按照占星术的说法,象征天子政柄的北斗星运行失度,就会出现霓虹;而且,相对于天子的象征——太阳来说,霓虹是阴气,象征着奸臣或后宫。所以,杨赐马上就指出:这些怪异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天子任用中官、贪恋女色和游玩、宠幸鸿都门学中的群小。他警告天子斥远上述诸人,速征在野的君子,并制止中官们操持“尺一”,才能够消弭灾变。   
    天子最后打开的,是蔡议郎的对策。这份对策更加耸人听闻。蔡邕说:“这些怪异,皆是亡国的征兆,可大汉不亡,是因为上天对大汉殷勤不已,屡出妖变以示谴责,希望人君感悟,转危为安。霓虹、鸡变,都是妇人或奸小干政的结果。天子的乳母赵娆、永乐门史霍玉、都是奸邪,他们所进用的太尉张颢、光禄勋伟璋、长水校尉赵玄、屯骑校尉盖升等,都是贪图名位财物的小人。现在京师吏民中又风传宫中有个叫程大人的中官耆宿,即将成为国家大患,请天子严加提防。鸿都门学,也应该罢止。又闻陛下近来喜好工艺制作之事,必须迅速停止,以国事为务。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故太尉刘宠等人,皆敦厚老成、聪明方直、忠实守正,陛下应倚重委任。”和杨赐一样,蔡议郎也多了个心眼,在对策的最后恳求天子将自己的对策保密,因为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   
    天子看了,叹息声不断。大长秋曹节在下听见,心里犯了嘀咕。   
    一会儿,天子下座,去上厕所。大长秋马上趋前,将蔡议郎的对策扫视了一遍。   
    蔡议郎对策中提起的那个叫“程大人”的资深宦官,正是阳球的岳父、中常侍程璜。大长秋将今天看到的东西,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他。程璜叫来大鸿胪刘郃和阳球商议了一番。当蔡议郎接到帝国监察官署的传讯通知时,他为自己的弄巧成拙而懊丧不已。他只得上书求助于天子,说自己实在是愚憨,不顾后果。陛下应念及臣下忠言,加以掩蔽。自己年已四十有六,又是个鳏夫,死不足憾,只恐陛下今后听不到真话了。   
    上书石沉大海。监察部门传讯的内容是:蔡邕和其叔父蔡质曾以私事请托刘郃,刘郃不听,他们便怀恨在心,加以中伤。蔡氏叔侄要求原告出场对质,审讯官张恕没容蔡氏叔侄多加辩解,就宣布将二人关进洛阳狱中。   
    负责讯问他们的狱吏叫张静。一进审讯室,张静就对蔡邕说:“蔡大人,不瞒您说,告您的是一封匿名信。信上说您对刘郃怀恨在心,但也未说您有所行为,而且按照法律,原告不出面,无法定罪。不过,下官身为小小狱吏,也无力回天。大人博学多闻,古往今来,像大人这样的冤案,岂止一件?”   
    几天后,判决如下:“质、邕二人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接着,司法部门将判决送交天子批准。   
    判决是由中常侍吕强送达天子的。吕强字汉盛,河南成皋人,与丁肃、徐衍、李巡、赵祐等中官在朝野享有清忠奉公、博学多览的名声。当初大将军窦武诛后,天子大封中官为侯,吕强坚决辞去了都乡侯的爵位。现在,他向天子力陈蔡邕之冤,希望天子宽恕。天子也想起了蔡议郎的上书,于是在判决书上改批了一段话:“减死一等,与家属徙守朔方郡,不得以令赦免。”后一句话是说,即便朝廷颁布大赦天下,蔡邕一家也不在赦列。   
    又是一个秋风秋雨的时节,蔡邕和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文姬告别了京师,告别了朋友,走上了西去流放的征途。一天深夜,一个带刀的刺客窜入蔡议郎住的客店,不过他没有下手,反而纳头便拜,对蔡邕说明自己是阳球派来行刺的,他让蔡大人路上小心。一路辛苦,蔡氏家族到了与游牧民族相邻的阴山脚下的朔方郡,蔡邕和叔父去拜望郡守。郡守王智,是王甫的弟弟,一向羡慕蔡邕的名气,蔡邕的到来,使他大为高兴,想与蔡邕结交为友,借以抬高自己的名声,再说,他也知道,哥哥和这次陷害蔡邕的程璜不大对路。他对蔡氏一家大加安慰,接着拿出一封书信给他们看。这又是阳球的书信,要求郡守相机下手,除掉蔡邕。郡守将他们安排到阴山南面长城下的五原安阳县,这里的居住条件略好一些,并告诫他们多加防范。作为一名流放犯,蔡议郎开始服苦役,他的工作是牧养军马。   
    一天,有人送给蔡邕一对鲜活的鲤鱼后便告辞了。他吃了鲤鱼后非常感动,因为作为不能通信的犯人,他竟在鱼肚子里收到了朋友们的书信。牧马归来,他喝了些当地用马奶酿制的带点膻味的酒,抚琴吟唱了一首相当抒情的诗: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   
    朋友的书信中各诉他一个消息,即大家都在为他请求天子。特别是卢尚书,他以东观的《后汉记》因蔡议郎流放而无法修撰为借口,屡屡上书。天子也说,蔡先生的才华,本朝无人可比。   
    次年,蔡议郎接到大赦令,命他速还京师。可临行前的一件事,让蔡议郎改变了行程。   
    郡守王智平常对蔡邕看待得不错,可蔡议郎也太古板,像躲苍蝇一样躲着王太守。现在王太守下了帖子,大会宾客,为蔡议郎饯行。蔡议郎不得已而赴之。酒酣耳热之际,王太守豪情大发,起身舞蹈,并示意蔡议郎起身同舞。蔡议郎老夫子一个,不精此道,对王太守的示意表示了冷漠。王太守在众宾客面前下不了台,勃然大怒,指着蔡议郎的鼻子骂道:“你竟敢小看我!”   
    蔡议郎也来了脾气,起身拂袖而去。   
    第二天,蔡议郎在半路上命车夫改辙南行,他想到王太守的势力,便觉京师如一口陷阱在等着他。此后的十二年中,蔡邕流窜江湖,往来居住于吴越和山东之间的亲朋好友家中。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5)

    迫害蔡邕这样的文士,并不能满足阳球的心理。担任将作大匠的职务,更不能施展他这个天生的法官的才华。他有相当理性的一面和对帝国法律的忠诚。近来一些事态的发展,令他深思,感到帝国如再不用法制来整顿一下,将不可以堪。而破坏帝国法律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官的势力集团,最张狂的,就数王甫这个家伙。   
    王甫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宋皇后。勃海王刘悝的王妃,正是当今这位皇后的姑妈。六年前,王甫将勃海王一家诛杀殆尽后,并不感到轻松,他一直小心提防着皇后。这些年,王甫像一只猎狗一样嗅着气味。他近来发现,天子对宋皇后毫无兴趣,因为天子的后宫添丁加口,美人如云。每年八月,朝廷中的大夫和庭掖丞都要带着相面的先生去洛阳城乡阅视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于相法者,皆载还后宫。他还发现,这些新来的嫔妃们对宋皇后都很反感。王甫对她们做了不少工作,于是天子的枕边刮起了阵阵谤毁之风。九月的一天,王甫看时机成熟,便向天子密报了一件事:宋皇后因失宠和姑妈谋反被诛之事,怀恨在心,请了些旁门左道的巫师,天天在宫中诅咒圣上。   
    天子照例又震怒了起来,诏收皇后玺绶。皇后在冷宫中忧愤至死,皇后的父兄等亲戚并被诛杀。   
    第一个有反应的大臣,是卢尚书,他马上奏表,要求准许收葬宋皇后家属的尸骸,但未见成效。   
    宋氏作为皇后,平常对周围的中官们也是恩宠有加的,最后还是由几位黄门和常侍合资收葬了宋皇后的父兄。王甫自勃海王事件起,就开启了中官集团内部的争斗,这种争斗全为钱财和权势,毫无理想色彩,因而为自己招来了仇怨。   
    这年年底,本朝又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在曹节和王甫的鼓动下,天子下令在西邸公开以帝国的名义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秩四百石的官职四百万钱,二千石的二千万,以此类推,一万钱一石官秩。如欲登三公之位,再加千万;登卿位,加五百万,这是全部自费的一类。如果是被朝廷征辟或是地方察举的官员,也要交纳一半或三分之一的费用。当然,价格还要看任职地点的经济水平而浮动。天子知道,买官是一种投资方式,这些家伙得了官职后,马上便会在任上疯狂地搜刮。但天子管不了这许多,他和中官们商议,在西园设了个秘密金库。富有四海的天子居然如此爱好聚敛财物,也是事出有因。天子出身小小的亭侯,日子并不丰裕,因此,天子常常为孝桓皇帝不懂得积攒私钱而惋惜再三;当然,这里还有他母亲董太后的缘故。这个侯王的妃子,其爱好也与民间妇人一般,老是鼓捣儿子积些钱财,以备个大灾小难的。不过她没有想到,儿子是天子,一旦开了盘子,帝国的金融便失控了。   
    这又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抗议,不过天子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因为他已将帝国的政府结构彻底摧毁了。在这件开天辟地的事情之前,天子还在中官的指使下做过一次创举,那就是熹平四年(175),本朝宣布宦者可以为令。这意味着处于内廷的中官们可以合法而直接地参加到由士大夫们组成的帝国政府机构之中,而在此之前,中官们必须通过影响天子的方法间接地干预士大夫的外廷。党锢、宦者为令、公开鬻官,给帝国的主干——中央政府,砍下了致命的三斧头。   
    一天,天子来了兴趣,又演起了孝桓皇帝的故伎,他想听听大臣们对自己的评价。于是召来侍中杨奇,此人是杨震的曾孙、杨赐的侄儿。   
    天子问他:“朕比桓帝如何?”   
    “陛下之于桓帝,犹如虞舜比德唐尧。”   
    天子马上听出,杨奇的回答,是个大大的反讽,等于是说:“陛下与桓帝,是乌龟和王八,半斤对八两。”   
    天子讨了个没趣,只得悻悻地说:“卿的脖子硬,真是杨震的子孙。”   
    光和二年(179)三月,因为中原一带发生了大疫,照常例罢免三公,太尉桥玄、司徒袁滂被免,以太中大夫段熲和大鸿胪刘郃分别代之。段熲出自中官的安排,太尉掌兵,而段熲手上有兵,这是他依附中官的资本。   
    这些年来,大长秋和王常侍又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了不少自己的亲信,这些亲信很快就在任上胡作非为,把帝国的声名搞得一败涂地。其中最张狂的又与王甫有关。   
    此人叫王吉,是王常侍的儿子,但对王常侍这样的人来说,所谓儿子,只能是养子了。这次王吉被任命为沛相,他的心理残酷得有些变态。在郡中处决了犯人,还要将尸首大卸八块,放在马车上,贴上犯人的罪状,遍示郡中。尸首腐烂后,便用绳子串连骸骨,继续示众,人皆骇然。任官五年,杀人逾万。   
    一天,阳球和老朋友、大鸿胪刘郃同在岳父程常侍家中饮宴,程璜也感慨曹、王等中官太胡来了,一点不知收敛,搞得天下怨怒,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接着便讲了王甫以及王吉做下的一些事情。   
    酷吏最听不得这种事,果然,阳球先是咬牙切齿,继而拍着大腿,狠狠地说:“如果让我阳球做司隶校尉,这些王八蛋哪里还有安身之处?”   
    言者可能是无意,可听者却是有心。程璜有心,他怕女婿惹来祸害,连忙示意他不要胡说。刘郃更有心,阳球的话,使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刘郃心中一直埋着仇怨,因为他的哥哥,正是当年持节去河间迎立天子的侍中刘鯈,北宫政变后,因其与大将军窦武同谋而被处死。刘郃小心地做官,小心地周旋,但一直在寻求机会。不过,这些年来,中官势力的盛大,又让他有些灰心丧气,他的谨慎渐渐蜕变成了懦弱。今天听了阳球的话,他感到震撼,同时也感到恐惧。   
    回来以后,他马上去找两个靠得住的老朋友、前廷尉、现任永乐太仆陈球和尚书刘纳。   
    陈球正色说道:“公出自大汉宗室,位登台鼎,为天下人瞻望。公当镇卫社稷,岂能与庸禄尸位之辈雷同,无所作为?现在曹节等人放纵为害,而又久在天子左右,况公之兄长刘侍中被其加害,因此,公今可速速上表,奏请天子徙升阳球为司隶校尉,有计划地收杀曹、王等人,则政出圣主,天下太平的一天,可翘足而待了!”   
    可刘郃听了,面有难色:“这帮中官凶竖,耳目甚多,我怕大事未成,反而先受其祸啊!”   
    刘纳对刘郃的犹豫大为反感,他也变了脸,说道:“为国栋梁,倾危不扶,用你做公卿干什么?”   
    刘郃的胆子,被两个老友的正气扶正了,于是他去走动、联络。他的老成与智慧,马上使朝廷对阳球下达了正式的任命。   
    四月,阳球刚刚接到任命,便收到杨赐之子、京兆尹杨彪的举报,说王甫指使手下的喽罗们在京师一带欺行霸市,非法收入已达七千多万钱。阳球听了如鲠在喉,为之扼腕。他马上让人去打听王甫的动静,还特别关照手下去看看段太尉的情况。   
    回报令阳球十二分的满意:王甫回私宅度假,身为三公之一的段太尉因本月发生了一次日食,正在家闭门自省。阳球马上以新拜要职,必须面圣谢恩为借口,要求天子接见。他顺利地见到了天子而没有引起中官们的怀疑。他用坚定的口气说服了耳根相当软的天子,准许他逮捕王甫、段颎,以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阘(此字音“塌”,请去掉“门”字旁)等人。   
    几天后,案犯陆续归案。除此之外,王甫的两个养子:沛相王吉、永乐少府王萌也被收捕至洛阳大狱。阳球喜欢用刑,而且爱好试验新的刑具,听到人犯的呼号,他就像三伏天饮冰一样痛快。一时间,洛阳狱中,捶笞哭叫之声,此起彼伏。   
    阳球怀着极大的兴趣,亲自审讯王甫父子。他根本不向人犯条列罪状,让人犯一一陈述交待,而是让他们自己招供。人犯当然想不出自己有何罪行,于是阳球顺理成章地对他们动起了大刑。他让人犯享受了审讯室里的每一套刑具,称之为五毒备极。   
    王萌见养父已经奄奄一息,他曾做过司隶校尉,便以前任的身分哀告阳球说:“我们父子既然都该杀头,还望阳大人看在我和你先后同事的份上,对我老父稍加垂怜吧!”   
    “你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还想凭借先后同事的名义苟且喘息?”阳大人冷冷地说。   
    王萌眼见这次难过鬼门关,又气又恨,血直往上涌。他将一口血啐向阳球:“你从前曾像奴才一样侍奉我父子,奴才敢反主子吗?今天你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困扼吾辈,总有一天,这也是你的下场!”   
    阳球的脸还是冷冷的,他对手下说:“拿泥土将王萌的口塞上!鞭杖齐下!”   
    直到王甫父子三个都断了气,阳大人才打道回府。   
    次日,他宣布提审段太尉。可狱卒报称太尉昨晚已经畏罪自杀了。阳大人觉得很扫兴,便命人把王甫的尸体卸成几块,挂在京师西北的夏门上示众,并在旁边悬一木牌,上面大书四字:“贼臣王甫”。王氏的家财悉数没收充公,家族成员全部充军到帝国的北极——北景。阳球自信地对手下的从吏们宣布:“可以先将权贵大奸除掉,再收拾其他的奸小。至于那些横行京师的公卿大族子弟,比如袁绍、袁术那几个袁氏家族中的小儿辈,诸位可自行法办他们,哪里还用得着我司隶校尉动手!”   
    京师的风气一度又回到了李膺做校尉的时候,中官们不敢出宫,权贵们屏声息气。这是本朝多年来少有的大快人心之事。   
   


第三章 风雨如晦风雨如晦(6)

    四月下旬,孝顺皇帝的生母虞贵人薨,朝廷命百官会葬。回来时经过夏门,大家都看到了王甫的尸体。此时,有一个人在车中慨然落泪,他就是大长秋曹节。大长秋叹息道:“我辈可以自相残食,怎么能让犬狗舔舐汤汁!”   
    大长秋命身边的小黄门通知所有的常侍:不要回家,直接进宫。他带大家一起面见天子,控告阳球酷刑施虐,好为妄作,搞得京师民怨沸腾,不宜再任司隶校尉一职。   
    天子见这么多心腹之人指控阳球,大为所动。马上宣布调阳球为卫尉。这是个掌管禁卫宫廷的官职,与司隶校尉官秩相当。调令刚刚拟好,大长秋就让尚书令召阳球进宫拜任。尚书台回报说阳大人外出巡视先帝陵墓了,大长秋又命用快马急召阳球,不得稽留。   
    阳球知道后,如雷击顶。他迅速进宫求见天子。天子总算给了他面子。他跪下便道:“臣虽无清高之行,蒙陛下恩宠,被鹰犬之任。前时虽诛王甫、段熲等,但对陛下和帝国来说,这些不过是狐狸小丑,不足以宣示天下。恳请陛下假臣一月,臣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罪。”说毕,只是不住地叩头。   
    大殿上传来了一个中官发出的让人寒颤的呵叱声:“阳卫尉想违抗诏命吗?”   
    这个声音回荡了好几遍,阳球才绝望地拜受了诏令。   
    殿前的青石上,殷红着一滩鲜血。   
    阳球拜诏后,大长秋便按熹平四年颁布的宦者可以为令的条令,自领尚书令,执掌帝国的人事和中枢大权。以朱瑀代替王甫作为自己的辅佐。   
    十月,阳球的岳父程璜架不住大长秋的厚贿和威胁,告发了刘郃、陈球、刘纳、阳球谋举阳球出任司隶校尉之事,天子大怒。十月中旬,四人被捕并死于狱中。   
    阳球事件之后,帝国的中枢再没有打击中官的力量存在了,无论是党锢君子们的道德力量还是酷吏的法制力量。大长秋此举,结束了由王甫挑起的中官集团内部的争斗,强化了中官的集团意识。   
    光和三年十二月,天子已经满二十四岁,宋皇后贬死也有两年多了。立后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本月,后宫的何贵人产一子,这是天子惟一的血脉,天子非常高兴,因为和天子同枕共眠的嫔妃们多次地怀孕,却多次地流产;这个婴儿将结束大汉帝国国统屡绝的局面,而且也显示了当今天子超过孝桓皇帝的资质。于是诏下,册立何贵人为皇后。   
    中官们也很满意新皇后的人选,因为他们最不希望册立来自大士族的女人做皇后,以免再出现很有势力的大将军。这个皇后虽然来自帝国的帝乡——南阳,可出身过于低贱,她的家庭世世为屠户。当年进宫,也是依靠了中官,因为宫女必须出身良家。中常侍郭胜是何皇后的同乡,又主持了当年的选妃、本朝称为“算人”的工作,在接受了何家的重贿之后,何皇后凭她的姿色进入了帝国的掖庭。在宫中,何皇后还有一个更为坚硬的后台,那便是中常侍张让,因为何皇后的胞妹,嫁给了张常侍的养子。   
    但是,中官们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何皇后也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叫何进。他每天操着屠刀卖肉,却一直在祈祷妹妹能得到宠幸,因为就是他,在父亲死后,自作主张,贿赂中官,将妹妹当作一笔赌注,押往帝国的宫廷。苍天果不负他,妹妹终于受宠,封为贵人。何进扔掉了油腻的屠刀,拜为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又出任颖川太守。皇后册封的当天,何进被召进京,拜为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可能是因为他的出身太微贱,中官们没有像当年对待董太后的哥哥董宠那样对待他。但是中官们忘了他的微贱可不同于别的微贱:他是个屠夫。   
    天子为皇子取名“辨”。由于多次失子,天子很害怕皇子养不活。向宫廷的巫师询问,回答说最好匿名养于宫外修行深的道术方士家中,长大后再接回宫中。经过慎重的考察,小皇子被送到一个叫史子助的道人家中,取了个别名叫“史侯”。   
    由于高兴,天子的兴趣又有了增加,他对修造园林相当热衷。这年,他下令建造毕圭和灵昆两座植物园,在京师宣平门外规划土地。司徒杨赐对天子说,京师里里外外已经有西苑、显阳苑、平乐苑、上林苑和鸿德苑五所园林,够陛下您恣情纵游了,如果再造,耗费国力民力,大可不必。天子被说动了,打算停止。可他又去问鸿都门学的教授们,他们当然希望有一个新的赏花作赋的所在,便对天子说,陛下造园林与民同乐,无害于国政。天子大悦,帝国又多了一处风景名胜。   
    第二年,天子又为帝国的娱乐业写下了新的一页。他下令在后宫造了一条商业街,让宫女和中官们扮作市井小民和商贩,每天表演叫卖、讨价还价、起哄、争斗、盗窃等节目。天子自己穿起大款们的丝绸服装,和这些“市民们”饮宴游乐,经营生意,忙得不亦乐乎。他还喜欢养狗,拿帝国文官戴的进贤冠加在狗头上。天子继而又发明了用四匹驴驾车,比起马车来,这种驴车轻便易驭,天子亲自驾着驴车在商业街上转悠,好不自在。天子“前卫”的举动很快在京师流行了起来,把个驴贩子们弄得乐不可支,因为驴价竟破天荒地超过了马价。   
    娱乐业的发展需要大笔开支,天子加紧了卖官和征收。但首先得到好处的是中官们,因为各地想要升官的官员们,必须先给中官们回扣,本朝称为“导行费”,才有资格将宝物进呈给天子。为这事,中官吕强多次进谏,天子哪里听得进去。   
    真是锦上添花,后宫的王美人又为天子生下一子。天子抱在手上,越看越觉得像自己,马上依此意取名为“协”。当天子进而要去看看产妇时,中官悄悄地报告说王美人喝了何皇后送来的贺酒,刚刚死去。天子爆发了平生最大的一次怒火,喊着要废皇后。中官们哗啦跪下一大片,苦苦地哀求。   
    天子无奈,只得将新皇子抱给母亲董太后。像民间的婆媳一样,董太后与何皇后也是一对冤家。于是太后决定亲自呵护这个苦命的孩子。天子也怕这个孩子养不大,便依母亲的姓给他取了个小名叫“董侯”。天子想了好几天的王美人,不得排解,便求助于艺术,写了一篇长长而充满感伤情怀的《追德赋》。这篇佳作之所以没能流芳百世,是因为何皇后看了以后,打翻了醋坛子,将天子的大手笔扔到火里,烧得竹简劈啪乱响。   
    年底,大长秋曹节和中常侍朱瑀相继病卒。以中常侍赵忠代领大长秋。   
    一天,远窜在吴越之地的蔡邕,见人用梧桐木烧火做饭,忽然听到烈火中传来会心的一声响,蔡议郎马上从主人的锅膛里抢出了这段木料,回家制成一张琴,刚一弹拨,琴声清亮而又绵长。蔡议郎像找到情人一样不住地抚摸琴身,烈火给这张绝妙好琴的尾部打下了一点烙印。此后,这张琴一直在流传,被称为“焦尾琴”。   
    蔡议郎抚摸之余,又感慨了起来:   
    “琴声再美,怕也只能弹奏亡国之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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