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
他对太子南下监军之主张更是不满。他斥责道：
“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如此不济，孩子家又能做什么?”
崇祯帝最终未能下决心南迁，还有另外一原因，那就是对时局仍抱有幻想和侥幸。他先是寄希望于李建泰的督师，后又幻想吴三桂等部的入卫。他甚至认为即使李自成兵临城下，也未必就能攻破北京城。
不过，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部进抵北京城下，开始攻城。当时京城的防守，外则由襄城伯李国桢主持，内则由提督太监王承恩负责。
李国桢的“三大营”驻扎在城外。当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率部掩杀而来时，“三大营”基本上未作抵抗，便已瓦解、投降。其火炮等利器转而被用作攻城。
城外“三大营”瓦解后，守城的重任全由太监负责。当时登陴守御的兵卒仅五六万而已，外加数千小太监，根本难挡攻城之势。更严重的是，主持守城的宦官此时已起异心，准备献城。
据说在北京城破前夕，已降于李自成的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射书城中，与守城太监曹化淳联系。有人甚至断定，杜勋曾进入城中，转达了李自成要求崇祯帝逊位的意见。
十八日下午，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仪门，向农民军投降，外城被占领。而城内竟不知此事!
也就在这一天，崇祯帝下了最后一次“罪己诏”，痴人说梦般地宣布只追究李自成一人之罪，其余的人都可获赦。
到了此日的晚上，崇祯帝得知外城已失的消息后，几近疯狂。他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等，又令太子、永王、定王设法出逃。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并把太子托付给他。不过，这道谕旨被送到内阁时，内阁已无人在，不久便被农民军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