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九世纪中以刘晏为代表的理财能手之所以能获得一些成功，完全是因为有南方可以依靠。安史之乱后，帝国的北方一再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南方经过逐渐的开发，迅速显示出比北方高出不少的经济水平，加之战乱较少，便得以长期维持。从德宗时开始，南方的财赋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的中央政府，才使帝国的大家庭不至于毁灭。可假如南方经济也不能幸免于难的话，即使家庭的合心力再大，也阻挡不了彻底的分崩瓦解。
事情出在懿宗时期。
从天子到宰相，无不惟货是崇，假刑杀以立威，而索财货于诸道，诸道又索之州县，于是州县只有大索天下之穷民。天子的淫靡和朝政的腐败，最终导致横征暴敛，这就是“敛之无道”了。没有人能够被无休无止地索取，就是富庶的南方，也不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句话，天下虽然是皇帝的天下，但国家的基础仍是四海的百姓，天子既然不把他的子孙当作子孙，那么子孙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奉养这个一家之主了。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到咸通元年（公元860年）的那次浙东“贼匪”造反，明显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懿宗时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对南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这场耗资无算的战事把宣宗刚刚建立的一些良性循环丧失殆尽，特别是给了南方以沉重的压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八百名戊守岭南的徐州守卒不满超期服役，拥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擅自北还。这些人回到徐州后，为免朝廷追究，干脆又推戴庞勋为节度使，想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
南方戍军的暴动已经不止一次了，宣宗晚期的几次事件就使得朝廷很狼狈，因为帝国在这一带一直不设重兵，一旦发生骚乱就必须从北方征调部队。这事是很微妙的，想当初，北方的割据似乎也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几朝以来，从天子到朝廷，对南方总是持着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就这次庞勋事件而言，朝廷也不想一下把事态闹大，准备先行安抚，再徐行镇压。可偏偏就有一些欺软怕硬的人不省事，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原是这批叛卒的主帅，这个人为人严刻，不能容忍在自己手中出这种事，首先主动发兵出击，于这年的十月与庞勋接战，于是又酿成了一场持续近一年的战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