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须置言，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
他对刘禹锡说：
“得判度支使之任，则国赋大权在手，可以上固君位，下安人心，进而致尧舜之治。故此举不可从缓。”
禹锡的父亲是当年刘晏的部下，他本人早年就曾跟随杜佑在南方从事漕赋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十分钦佩叔文的敏锐见解。不过，禹锡有些担心：度支、盐铁、青苗、水陆转运等权利一向都是委派专使负责，德宗以来赤只有刘晏、韩、杜佑三人可称其选，自己一方谁有资历出任这一重职？
这正是他们的悲哀之处。两人面面相觑，都沉吟无语。
叔文心里异常着急，一个月来一直在考虑这个艰难的问题。尽管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强帝国的政权，但如果不能把财政抓到手，一切都只是及表而不及里的。三月初，叔文终于下了决心，再次约来禹锡商谈。
“梦得，赋权一事我已斟酌良久，看来只有让大司徒杜公充正使，而我以副使出面，庶几两全。君意下如何？”
“弟亦是此意，这是最佳方案。”
“好！明日便请柳八兄一同商议诏诰措辞，从速宣下！”意见一致，叔文很高兴，又说：“君为杜公门下，今又任其崇陵使判官，杜公入度支使，必会引君判理文案。日后居中调停之事非轻，专望专望！”
禹锡自是责无旁贷，点头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