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9-我的传奇丈夫阿拉法特（节选）

第一部分与神秘人物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的人生活在一起。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   
    苏哈·阿拉法特笑着说道：他总设法先于他人知道一切，即使这首先是与你有关。对于一个女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来说，这有时很令人失望。生活在亚西尔身边并不容易，可以说天天都像打仗一样。   
    总而言之，我选择了他，便接受了这种生活，即与巴勒斯坦人民视为神话人物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他回到家中却和平常人一样。在这点上，他自己可能还未觉察，可我感到他现在为此正作出努力。   
    ***   
    苏哈·塔维勒，别具魅力，令人钦佩。1990年在突尼斯与阿拉法特秘密结婚，将自己的终身与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的人生融为一体。她对自己一生所钟爱的人备加赞扬。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而他已年近六十。而她也善于适应别人的批评，怀着真诚，独立地思考回答最为隐私的问题。   
    ***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在他身边有我自己的生活。不过，他四十年来一直在战斗，已完全战斗化了，已学会从不表明他的喜悦之情。他知道，他高兴的一天，很可能伴随着一个对他的亲人、他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来说是痛苦的事件，一种所有危险可能降临的生活。我呢，带给他一个巴勒斯坦女青年的快活，坚信未来更加美好并对未来充满更大的希望，同时也许能带给他另一种战斗的眼光。   
    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去做。我首先是一位巴勒斯坦女人，知道自己有不少敌人，必定会招来嫉妒。不过，我存在着。您晓得，我的家中，人人善于斗争，善于赢得尊重。我的母亲蕾蒙达曾被以色列关押，住所受到监视，游行示威时遭殴打。我是在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和拉马拉长大的。我也明白战斗意味着什么。   
    ***   
    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   
    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1948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年7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许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   
    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1）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   
    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   
    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   
    我小的时候往往感到恐惧。用大门作个简单而充满象征的比喻。对于孩子来说，门是道屏障，外面很陌生，街上很可怕，屋内宁静，只有家中才安全。   
    一个儿童会很快懂得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状况，即使有父母在场时仍能感到这种状况。他注意家长的态度，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窃窃私语。感到父母保护不了你，才是真正的失望。我们的家门随时可能打开，一群荷枪实弹用蹩脚阿拉伯语大喊的汉子强行涌进。他们有权搜查一切，有时把你父亲或母亲带走。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白天晚上随时都会到来。这便是占领的法则。我之所以说得如此肯定，是因为自己亲眼所见，而且也相信儿童们的反应会得到所有触及同样情形的人的赞同，不论他们是属于什么种族，信仰什么宗教，或在世界各地的冲突中将他们吓倒。因此，我今天创立这个人道主义协会——《巴勒斯坦未来基金会》，正是要贡献自己的时间和力量。   
    孩子处于长时间的恐慌，并且无法表达出来，是大人世界的恶果；一个正常的儿童需要钟爱和信任。暴力造成了真正的心理创伤。当我五岁的时候，便懂得了这一现实。我发现存在两种世界，即：一个是我的，我家庭的，我朋友的天地；另一个是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的天地。   
    那时我们曾生活在纳布卢斯……   
    ***   
    纳布卢斯蜷缩在干河床和小山岗里，在蜿蜒曲折的公路转弯处。萨马里地区一派柔美景象，土地在日落时呈黄铜色，在中午的阳光下明显塌陷和发白。贝督因牧羊人蹲在路边，眼望蜿蜒的丘陵、种满橄榄树和零零星星开粉花的巴旦树和石榴树的山谷。   
    约旦的纳布卢斯是一个重镇，高处老城属于砖砌的房屋，拥挤在一起，只露出沿着山丘的梯形平台；而新城多为石砌的房子，并带有花园。以色列占领下的纳布卢斯已成为因成千上万难民而扩展的城市，也是反抗以色列当局的骚动发源地。纳布卢斯具有反抗的传统，早在古代，罗马也曾难以将它制服。   
    特别是1967年以来，这里此起彼伏的事件是各种各样的事故、谋杀、扔手榴弹和妇女游行示威等。   
    ***   
    那一天，纳布卢斯市民都躲在家里；我家，塔维勒家,也一样。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以色列占领以来，支行经营濒于破产。母亲蕾蒙达·哈瓦·塔维勒，在家教育五个孩子，即四女一男：狄安娜、莱拉、苏哈、哈拉和加比，培养他们完全尊崇希腊东正教那样的基督信仰。   
    ***   
    希腊东正教隶属于耶路撒冷主教区的东方基督教。这一教派，于1054年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诞生，是东方最古老的教派之一。目前主教是狄奥多罗斯大人。   
    ***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一部久经战争、犹太人和穆斯林离散并重逢而又四分五裂的历史。约旦河西岸被占领以来，母亲和其他妇女们在养儿育女的同时，举起了巴勒斯坦事业的火炬。她们参与民族独立战争和妇女解放运动。蕾蒙达被誉为“纳布卢斯之花”，毫不犹豫地与东方形式主义社会抗争，因为妇女状况的滞后有时甚至比被占领更沉重。   
    关罢窗板及窗帘，我的父母按以色列士兵从高音喇叭发出的命令行事：“人人都要待在家中，严禁外出，全城戒严，违者开枪。”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2）

    六天战争后的一年，与约旦的边界尚未封锁。一些驻扎约旦的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横渡约旦河，成功地潜入被占领土，与内应一起袭击以色列士兵，同时也搞出一些不利于百姓生存的恐怖行动。于是，巴勒斯坦运动完全重新整编，年轻人把依附于阿拉伯各国的老一代扫地出门。1957年出现了以巴勒斯坦大学生为首的新运动。该组织取名“法塔赫”。法塔赫渐渐壮大，1968年成为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政治军事运动。法塔赫以亚西尔·阿拉法特及阿布·吉哈德和阿布·伊亚尔为首。   
    显然，认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抵抗运动始于大起义是错误的。大起义是最为有效的符合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造反运动。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巴勒斯坦人民就已投身革命运动，打着东方集团在经费上和军事上所支援的第三世界所有组织同样的旗号。1962年，法塔赫运动初期，得到本·贝拉领导的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的承认，试图摆脱纳赛尔在埃及的控制，因为埃及军队占据加沙地带。阿拉法特及其朋友开始招兵买马，训练军队。1956年战争时，阿拉法特在埃及军中服役。其专长是：排雷和清除炸弹，这对后来他一生从事解放运动很有益。他凭着热忱和机智，与对“抵抗成员”大加同情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缔结关系，并在饥寒交迫的难民营里建立秘密联络点。游击队训练在约旦公开进行，并在被占领土上开始作战。   
    游击队对抗以色列人，受到约旦国王侯赛因的抵制。侯赛因国王不赞成他们从约旦或在约旦领土上进行战斗。约旦河西岸1948年被阿卜杜拉国王并入哈希姆王国。因此，突击队行动时要表现出双重警惕性，即上前线迎击以色列军队，归来后要对付约旦军队；第一个突击队员曾被约旦阿拉伯兵团击毙。   
    ***   
    我听见直升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在被放弃的街头，载满军人的吉普车和卡车占据了阵地。城市的各个出口都已壁垒森严。抵抗战士在拜特富和纳布卢斯向以军巡逻队投掷手榴弹攻击之后，以色列人施行传统的戒严部署。这次宵禁持续了三天。   
    夜晚和白天一样，以色列人向那些虚幻的目标扫射。他们的目的是要恐吓我们，表明要严惩我们。在纳布卢斯，从市场旁边的中央广场起，他们对全城进行了系统搜查。他们挨家挨户闯进去搜。他们的情报机构通报他们，要追捕的重要人物，即策划抵抗行动者，大概叫××阿布·穆罕默德，即阿拉法特早年的化名之一。他的名字大众还不太了解，但以色列安全局“辛贝特”，怀疑他在约旦河西岸领导游击队行动。达扬亲自主管这一追捕。鉴于以色列人采取手段的严厉性，我们深信在该区活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已变得人多势众了。   
    三天之后，在游击队员之中涌现出纳布卢斯“哈瓦什兄弟”。他们在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以色列军政府按集体惩罚政策，下令拆毁他们家的房屋。这是贯常步骤，不可避免。对恐怖分子的父母和一切涉及留宿过恐怖分子的人都采取这一措施。因而在萨马里，1967年6月11日至1969年4月5日期间，有2635家房屋被炸毁。   
    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卧在地上，害怕窗外打来子弹。我们不能出去。母亲借此机会给我们讲述巴勒斯坦的历史。使我们度过了害怕的时刻，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籍。现在去描述巴勒斯坦，简直就像一部小说中的故事。她的童年，是在1948年战争后形成的以色列社会中度过的；从1957年起，又在曼德尔鲍姆门那边流亡约旦，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中度过的。在叙述中，母亲试图向我们介绍以色列社会的两副面孔。一是镇压面孔，他的士兵凶狠。而我们要抵抗，要战斗；一是多元化社会面孔，尤其给予妇女更多的自由，这使我们羡慕。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她所采取的行动是坚定的，组织游行示威，抗拒军事长官的命令；不过，她最大的武器是新闻。她邀请记者和外交官前来了解占领者作威作福的情形。我们家当时成了会议室、报告会场所，对以色列左翼人士开放；这些人熟悉现实情况，反对使用镇压手段，愿意谋求和平解决冲突。   
    开会时，我们虽是孩子，但始终在场。我们一面听报告(这是一种政治培养)，一面帮助端茶水、送咖啡和点心。有时来的人多，我们就在大锅里煮土耳其咖啡。母亲要给我们灌输两个基本价值观：我们属于巴勒斯坦人民；要开放思想，抓住时机与敌人进行不让步的对话。这对我是一个艰难的磨炼，尤其是在母亲被约旦河西岸军管长官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并判坐牢四十多天的时候。随后数月，她又在家中遭到软禁。她反对占领，为巴勒斯坦的呐喊在世界上得到赞同。我们请客的热饮料和小点心越来多。数十位知名人物歇脚纳布卢斯，来到我们家中。他们之中接受对立辩论的有一批以色列议员，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纳胡姆·戈德曼先生同我妈妈进行过长时间谈话。他坚信要促使停战，开始相互理解，商谈和平。他来访那天，以军在我家周围部署了重兵。可以说这次倒不是针对我们，而是加强对戈德曼的保护，生怕此公遭绑架。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3）

    纳胡姆·戈德曼是一位重友情、守诺言的人。1976年母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毫不犹豫地给他打电话，请他营救。他竭尽全力帮助我们，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使我母亲尽快得以释放。   
    这样，我们家成为处于探索对话初级阶段的特殊地点，而这样的地点值得存在。只见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士中曾有以色列议员兼《这个世界》周刊杂志社社长乌里·阿夫内里、阿拉伯事务专家埃利泽尔·贝里、葡萄牙未来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哲学家埃贝尔·马尔库斯、弗朗索瓦·密特朗顾问埃里克·德·罗特希尔德、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夫瓦等。还有曾起草联合国242号决议的英国外交家卡拉顿勋爵。他的到来，由于我的缘故引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故事。我好多次听说过242号决议，当时并不认为这个协议对巴勒斯坦有利。卡拉顿勋爵坐在客厅的扶手椅上，我端着小点心走近，毫不犹豫地重复念着事前记住有关他与决议的话：“卡拉顿不好，不好卡拉顿。”无论如何，事情很清楚：母亲和卡拉顿的交谈是平等而坚定的……   
    我们家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地方，载满人的汽车停在家门口。他们都要看看这位巴勒斯坦女性。她更常常向以色列当局挑战，并通过媒体大力鼓动群众行动。   
    然而，母亲也受到不知情的巴勒斯坦同胞的批评。他们不理解她何以在家中接待那么多以色列“敌人”。在被软禁的大约四个月期间，她幽居家中，甚至不能到平台上看看太阳。我们全家难以忍受这种局面，随即发动了一场声援活动。她出不了门，大家干脆来看她。以色列当局为了控制来访者，专派一个巴方警察记下他们的名字。这警察若不造成堵车，便不能完成任务。这个警察是条好汉，不久便辞职不干了。当时，与其让他坐在我们家门口，不如请他进来喝咖啡；他喜欢看电视，爱看埃及味的连续剧《达拉斯》，不落下任何一集。巡逻的以色列军官见他不在岗位上，便来敲我们家的门；见他竟然坐在电视机前，还端着一杯咖啡，他们简直目瞪口呆了。   
    尽管有这些开心时刻，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勇气，我们的日常生活丝毫没有变化。年轻人的游行示威仍然遭到暴力镇压。往往是他们倒在以军士兵的子弹下。这些大兵都是同龄人，我们甚至偶尔接待过他们的父母。   
    记得那时一个小男孩，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约六岁……他的母亲曾是以色列左派记者，名叫娜奥米·加尔。她常来看望我们。两位母亲谈话时，我和戴维玩，这是他的名字。他亲切可爱，讨人喜欢。岁月流逝，后来我们离开纳布卢斯，迁到拉马拉。一天早上，我收到一封信，是亲爱的女记者朋友寄来的。信中告知我们，她的儿子已到约旦河西岸服役。对此向我们深表歉意。我承认，自己非常反感，想不到儿时一块玩的这个小戴维，竟然会在某一天游行示威时向我开枪！他母亲给我解释说，他不可能违抗命令，一方面，这封信写得动人，诚恳解释，尽量辩白；另方面，戴维身着军装，在我对面用枪瞄准我的样子浮现于眼前。他究竟想干什么？   
    对游行示威暴力镇压，且不提后来镇压大起义，曾激起以色列社会部分人们的真正抗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尽管有这些善良的感情，我们的兄弟姐妹却不容申辩地一一倒下。先向你伸出友好之手，转瞬间又朝你挥动他们的枪。对这些人惯有的两面性，我至今仍然反感。

第二部分爱在“克里荣”点燃（1）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女郎。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在突尼斯，阿拉法特的战士受到热烈欢迎。   
    在距突尼斯城北六十公里的比塞大港口，瓦西拉·布尔吉巴夫人和政府成员亲临迎接满载数百名巴勒斯坦战士的塞浦路斯船只的到来。在场人群向他们表示欢迎，高呼与巴勒斯坦事业团结一致。然而，在船就要靠岸的时刻，一批突尼斯军人上船，收缴了巴勒斯坦人离开贝鲁特同意携带的全部武器。只有一些保安人员允许保留个人所持的枪支。   
    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等待着阿拉法特：他的军队分散在阿拉伯世界各地，在苏丹、也门、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军营，远离战场。   
    他需要完全重新整编其军队，同时重组巴解组织的民事和财政机构。事实上，巴解组织具有庞大的国际管理机构，要向世界各地的人员发工资和抚恤金、助学金等。在贝鲁特，银行机制允许他能充分支配使用捐赠国和巴勒斯坦侨民提供的亿万经费。而在突尼斯，情况更为复杂。巴解组织因内部争吵而四分五裂，对阿拉法特的指责也纷纷而来。有的指责他把个人的战斗强加给巴解组织并使之陷入困境。   
    相反，并非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不会再受到以色列人的侵袭。事实上，1985年10月1日，数架以色列飞机凭借充足的空中补给，经过远程飞行，悍然侵入突尼斯城南部海滨小浴场哈马姆沙特上空。昔日，那里曾是贝伊（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住过的地方。以色列战机上午轰炸了巴解组织的军事设施，造成六十多名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死亡。关于这次空袭，以方竟视为是对三个以色列人在塞浦路斯拉纳卡港遇害而采取的报复行动。   
    也同样在突尼斯，阿拉法特忠实的两位朋友、法塔赫运动共同创始人惨遭杀害：一个是阿布·吉哈德，1988年4月16日被以色列突击队暗害；一个是阿布·伊亚德，1991年1月15日被身边的一个卫士枪杀。这一起神秘罪行的指使人，至今尚未查明。   
    亚西尔·阿拉法特几乎每天都受到巴解组织一部分人的责备。曾有好几回宣布他要下台，但他每一次都像猫一样巧妙地摆脱了麻烦。在哈马姆沙特被炸后的几天，1985年10月7日，意大利的“阿希力·洛罗”号邮船被巴勒斯坦突击队劫持。一个名叫“克林霍弗”的美国残疾人遇害后连同他的轮椅一起被扔进大海。这次劫船行动的组织者阿布·阿巴斯是巴解组织中央执委会委员。其中两个突击队成员是从突尼斯城过去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对此表示愤慨，他当时同意接待巴勒斯坦人的条件是不要把他的国家变成军事行动基地。他本想立即驱逐在突的所有巴解组织的人，这些人约有六千。总统夫人瓦西拉成功地劝阻了总统这一做法。   
    1987年11月7日，布尔吉巴去职以后，巴解与新总统本·阿里气氛好一些。阿里总统促成美国—巴勒斯坦双方1988年12月至1989年8月的谈判。   
    在这些年中，阿拉法特恢复了与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对话，并经常住在安曼。   
    1987年夏，塔维勒全家在安曼度假，拜访了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蕾蒙达很自豪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孩子，其中有苏哈。大家互相祝贺，合影留念。蕾蒙达始终是阿拉法特的忠实拥护者，而且，她的长女狄安娜嫁给了巴解组织驻巴黎代表易卜拉欣·苏斯。   
    1988年11月14日和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阿尔及尔召开；苏哈和哈拉在那里又见到阿拉法特。   
    会议吵吵嚷嚷，阿拉法特重新起着领袖作用，并再一次取胜。会议赞同联合国242号决议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基础。同样，巴解组织明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与此同时，阿拉法特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此举是在“青松俱乐部”进行的，这是一家多功能的饭店，用于重大事件的会议厅。俱乐部位于海边，距阿尔及尔几公里。   
    这个完全是象征性的宣言，旨在回答1948年的以色列独立声明，但也包含美国提出的开展关于尚不存在的对话的必要要求，即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放弃恐怖主义等。巴勒斯坦人要求他们的权利所使用的提法，与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他们重申自己的祖先早就生存在这块土地上。阿拉法特发表的演说是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撰写的，开头是这样的：   
    “巴勒斯坦是向人类披露神的启示的土地，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故里。其民族和社会的生存在人民、土地与历史之间从未间断的和未起变化的有机关系之中更加根深蒂固。”   
    为唤起记忆，在此也引用了1948年5月14日由戴维·本·古里安宣读的以色列国独立宣言。开头如下：   
    “以色列国度是犹太人民的诞生地。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其精神的、宗教的和民族的特性。与流亡在外相反，犹太人民忠于以色列故里。”   
    阿拉法特的演说，为他打开了欧洲各国首都的大门，首先是巴黎。多年以来，巴黎在中东发挥着巨大而审慎的作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与他强力维护以色列国前途是一样的。他保持着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路线，始终致力于法阿对话及以阿对话。   
    人们知道，阿拉法特的助手之一伊萨姆·萨塔维曾多次充当尝试和平之路的中间人。1983年4月10日，他遭阿布·尼达勒集团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杀害，从此对话终止。而参加对话的巴解组织驻英国代表赛义德·哈马米也被同一组织暗杀。   
    这类对话往往通过以色列的左派，并经与以色列领导人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社会党国际来进行。   
    密特朗总统1982年3月3日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之一是耶路撒冷。他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毫不犹豫地强调与巴勒斯坦人建立对话关系的必要性：   
    “对话意味着各方都要最终获取自己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民应像其他人那样终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国家。”   
    另外，不要忘记密特朗帮助巴勒斯坦脱离黎巴嫩陷阱所起的根本作用。   
    因而，阿拉法特访问巴黎，应该做出一个姿态。继访问阿尔及尔、日内瓦之后，他指明了巴解组织所走的道路，即承认以色列。   
    1989年2月至4月，巴黎是欧洲共同体国家把阿拉法特当做政府首脑正式接待的第一个首都。他下榻克里荣饭店。无论法方或巴方，都不愿看到这一件大事出现闪失。出于礼宾考虑，巴解组织驻巴黎办事处需要巴勒斯坦人对阿拉法特的逗留给予协助。

第二部分爱在“克里荣”点燃（2）

    巴解驻法办事处物色在巴黎会说法语的巴勒斯坦人。因而，易卜拉辛·苏斯便请他两个小姨子苏哈和哈拉负责部分礼宾事务。礼宾的含义是，要见机行事，发挥协助作用，使阿拉法特更容易与法国各界人士交谈。   
    苏哈负责克里荣宾馆的礼宾安排，哈拉负责对外会见等一切事宜。姐妹俩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她们已在此留学五年，对巴黎了如指掌。阿拉法特在巴黎协和广场的这座豪华大饭店进进出出。而拜访者接踵而来，还有记者、警卫人员、外交官等。   
    一位聪明伶俐的金发女郎。阿拉法特眼里只有苏哈，希望她随时都跟在他的身边。苏哈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得十分出色。幸亏，苏哈那双褐黑色的眼睛没有让阿拉法特忘记这次访问的缘由。他的重要沟通已达到原定计划。   
    阿拉法特并未忽视讲那句简短的话，确切地说，就是法国外长罗朗·迪马给他提醒的那句话。迪马是一位精明的法学家，自然比阿拉法特更掌握伏尔泰的语言，明白“它已无效”一词的确切含义。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采访时，当谈到巴解宪章，他就用了“已无效”的提法。这标志着是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真正松口，并确认完全接受联合国242号决议。   
    之前，在爱丽舍宫会谈中，密特朗总统向阿拉法特指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1987年11月在阿尔及尔通过的决议和巴解组织宪章之间存在混淆不清之处。尤其是宪章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条中就有如此提法：完全拒绝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以色列国、要求以色列作为国家而消失等。   
    所以，巴黎之行显然卓有成效，政治上如此，情感上也似乎如此。   
    ***   
    对苏哈的新情况，她母亲蕾蒙达吃惊不已，曾一度接受不了。到如今，她还在问：   
    “我觉得苏哈和阿拉法特一见钟情，肯定发生在克里荣大饭店。苏哈是一个温柔可爱的姑娘。后来，过了很久人家才告诉我此事……(您知道吗，阿拉法特在巴黎的时候，早上一醒来睁开眼睛，张口便问：‘苏哈在哪里？’他马上要见她……)   
    “当时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今天，我认为，一股相互爱慕之情吸引着他们。仅仅几个钟头，阿拉法特对苏哈已完全信任了。我则警告苏哈。我对她说：‘要当心，你如此直接地为巴解组织工作，迟早要被以色列人知道，你就休想再回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土。’我又重复一句：‘苏哈，当心你永远回不去啦！绝对回不去！’她回答我说：‘我决心已定，不再返回被占领土。’她的这一句话，挺让我受不了。我希望自己的儿女们与巴勒斯坦始终保持联系，尽管处于被占领下，但仍可经常回来。以1948年为例，多少巴勒斯坦人仓皇出走，从此再也不能回故土看看啦！好啊，就这样。苏哈越来越多地往来于突尼斯和巴黎之间。她的头衔是经济顾问。而我，什么也未看出来。她去突尼斯，更加频繁，逗留时间也更长了。后来她向我宣布，鉴于她的工作关系，她更愿意常驻突尼斯。   
    “总之，我自言自语道，她为何没有自己的小屋或一套房间呢？这就是我所听说的情况。她住在阿拉法特的一处房子里，位于门扎区托泽尔街39号。我就此问苏哈：‘为什么？’她回答：‘不用担心，出于安全考虑。况且阿拉法特从不住在那里。他有好几处寓所’。”

第二部分秘密结婚（1）

    这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苏哈，对她只说了一句话：“苏哈，我想和你结婚。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对你是纯真的，我要娶你。”   
    做母亲的随时准备相信一切，而往往什么都看不见。她投身有益于巴勒斯坦事业的行动，满腔热情，英勇奋战，安排自己所有孩子为巴勒斯坦革命服务。她几乎没有看见儿女们长大，完全忙于国际方面的事情，全身心致力于旨在让全世界了解被占领土的实际情况及大起义的惨状。   
    由于以色列政府下令，她在耶路撒冷创办的新闻社被迫关闭。随即，她在巴黎开设了类似的新闻处，位于大军街12号。她在被占领土的信息网，经常提供以色列当局不愿透露的消息、事实综述和有关报道。鉴于熟悉当地情况和接触面较广泛，蕾蒙达同时起着信箱的作用。这样，阿拉法特能够及时获悉国内巴勒斯坦人民思想状态的具体信息。   
    对于更珍贵更保密的信息，则由苏哈充当信使，前往巴格达或突尼斯去见阿拉法特。   
    ***   
    我当时24岁，的确不时地去看他。他常拿青年人开玩笑，有时影射我，说我文静、漂亮。他非常正派。他巴黎之行期间，让我准备赠送有关人士的各种礼品。同时，我感到对他的在场不会无动于衷。访问结束时，他提议让我继续同他一起工作。在他众多出访活动中，我负责礼宾及翻译等有关的一切事宜。为巴勒斯坦事业服务,能在其领袖身边工作，我感觉好极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特权。我跟着他出访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出席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我感到离他很近。我发现他需要找一个尽量理解他的人。他的朋友们、助手们都把他看成神，不再是凡人了。我则是自发地，有着年轻人难免的鲁莽之处。生活在阿拉法特这样地位人物的身边，我承认，他的气质、英明、全神贯注的能力、工作劲头之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人群熙熙攘攘，和每年一样从突尼斯城涌向北部海滩。有的开车前往，有的乘TGM抵达，即突尼斯—古莱特—马萨专列小火车。在古莱特，有许多海鲜馆，大众来来往往。在西迪布赛义德，有纳特咖啡馆的薄荷茶，有成群结队前来观赏迦太基湾高地的旅游者。在马萨，沿峭壁道路川流不息的人群，萨夫萨夫咖啡馆异客满座：这些人一边呷着博加柠檬汁，耳后别一株茉莉花，一边带着漫不经心的目光望着骆驼毫不疲劳地绕着水井转，靠扉斗水车抽出清凉的水。井水为各类不知名的人氏所有，突尼斯人乐于用陶瓷碗舀着喝。加马特，距海滩公路不远，到处是大饭店、漂亮别墅和外国使节官邸，其中有巴勒斯坦大使巴拉维的官邸。巴拉维是个小个子，和蔼可亲，灵活而有分寸，妥善处理巴勒斯坦人和当地人之间的所有问题，受到突尼斯人民的赞扬。   
    巴拉维先生也善于让一些事情自动拖延下去，直至消失在沙漠之中……   
    令他和在突尼斯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困惑不解的是，如何解释阿拉法特身边一直有这位金发女顾问？似乎不止是顾问吧，而且又住在突尼斯城门扎区托泽尔街，即卡在自由大街和民主大街之间的小街上？一个十分宁静的街区，39号门前岗哨由突尼斯警察守卫，和巴解组织高层成员住的所有别墅一样对待。   
    这栋别墅经常有活动，安全保卫加强了，由巴解组织方面协助。阿拉法特常来共进午餐，有时只就晚餐。此房提供阿拉法特使用，却由苏哈·塔维勒所住。正常情况下，这座房子无需这般保卫。何况，巴拉维大使未向突方提出任何要求。尽管巴方未要求，突尼斯人考虑实际情况，还是决定派人加强保卫，以避免再次出现恐怖行动而担负失职责任。   
    在巴拉维大使眼里，要求对苏哈·塔维勒重点保卫，意味着将使当时有关这位姑娘与阿拉法特的真实关系的不断传闻正式化。   
    外表是迷惑人的，事实难以理解。苏哈来突尼斯城任经济顾问数周后，就进入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办公室。他们一起准备阿拉法特的每一次正式出访。   
    这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苏哈，对她只说了一句话：“苏哈，我想和你结婚。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对你是纯真的，我要娶你。”   
    ***   
    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感到我们之间一种胜过友情的关系已经形成。我觉得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向我求婚，使我茫然不知所措。但我还是回答道：“行，同意。是的，我相信我也爱你。”   
    可是，他马上补充说：   
    “苏哈，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条件对你来说有时很难承受。但我知道，你是坚强和勇敢的，秘密结婚吧。”   
    “那我父母呢？”我问他。   
    “不必担心。做事要审时度势。现在，我们应当保守这个大机密。目前局势很微妙，面临大起义和以色列镇压，我们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么结婚了！”   
    我表示同意结婚，但未权衡继续当助手同时又起妻子作用的后果与困难，尤其对那么特别的巴勒斯坦侨民的影响。海外侨界很重要，经常提出批评，有的意见也略显粗俗。

第二部分秘密结婚（2）

    1990年7月17日，突尼斯城进入宁静的夜晚。白天比平常热好多，市民们都焦躁地期待随时到来的一丝凉气。首都大街小巷昏沉得喘不过气来，反而格外安静。一阵阵悠扬的东方乐曲声，从窗户大敞百叶窗合上的房间里传出来，表明盼望吹来一股微风。在巴斯德广场上，附近优美的亭子公园，翠林成荫，青松、棕榈树林、橄榄树、桉树，错落有致，更感空气凉爽。我们住在小山丘上，夜晚格外凉快。   
    以巴斯德广场为起点的干线朱古达大街79号，宽敞的别墅，外观显得简易。这便是阿拉法特在突尼斯市的办公室。   
    武警值勤，四周禁止停车，安全检查甚严。小铁门漆成蓝色，透过二层有照亮的凸肚窗，街上的情况能看得一清二楚。屋内，一切都为阿拉法特而布置。他要在这里工作、休息和接待宾客。在一层，有发出所有命令的军人指挥部、行政管理、财政、外交官指挥部等。二楼有一个餐厅，两间卧室等。   
    那天晚上，在一楼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动人心弦、但又显得有些陈旧的仪式：两位名字保密的证婚人和一位伊玛目，刚刚告知二十世纪末的英雄人物之一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有意喜结良缘。而这天正好是苏哈的生日。   
    ***   
    我接受这样的秘密结婚，但真没有想到后来会如此之难。我爱亚西尔·阿拉法特，我们深深地相爱。可是，这种爱，我们不能公开有所表露。即使这样，我还是招致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受尽种种冷嘲热讽。当然，在我丈夫面前或当着我的面，他们不敢如此放肆。不过，我觉察到了在自己周围，竟然有着那么多的虚伪，那么多的谣传，那么多的暗示，以及那么多的嫉妒。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我终于习惯了。对我来说，惟一重要的是，继续做好分内工作，有更多时间跟阿拉法特亲密相伴。生活在阿拉法特身边，要求有强大的性格力量和充沛精力。只有真正爱一个人，才能承受得了“虽已结婚却似情妇”的境况。   
    我竭力想搞清楚这样秘密结婚的缘由。我想，阿拉法特萦绕在心的是，他有一天回答记者提问，曾说过并由此成为他的座右铭的那句话：“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对于他，结婚就是犯忌，将玷污其形象。他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障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承诺与责任，置他于复杂境地。他认为自己无权结婚，无权生儿育女。我知道，他崇敬戴高乐将军。于是，我跟他反复说道：   
    “戴高乐将军战争期间和法兰西结婚，但不妨碍他有妻室和儿女。”   
    ***   
    据苏哈的一位知己称，秘密结婚状况有时对她显得滑稽可笑，也使阿拉法特局促不安。在阿拉伯世界，一位元首的女助手，尤其年轻、漂亮，又会多种外语，总是格外令人刮目相看。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她是得宠者，直接向她提出求婚的就有好多人，商人，尤其巴勒斯坦或非洲一些豪门望族的特使，都前来向她提亲。有的要娶苏哈为妻，或者要她嫁给他们的儿子。眼见许多人向苏哈求婚，使阿拉法特十分尴尬。   
    试想，别人竞相找你，为你的妻子提亲，作为一个男人，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   
    他始终拒绝揭开我们的秘密。   
    见我痛苦不已，他对我说：“要挺住，勇敢些。”   
    勇敢对他至关重要：决不陷入绝望，一旦搁浅重新启动。这便是他的一生及其性格力量。可我呢，我不是阿拉法特。   
    我信希腊东正教，但却行穆斯林婚礼。这于他于我都不是阻碍。嫁给一位国家元首，要信丈夫信的教，实属正常。我改信伊斯兰教，念古兰经，但不妨碍我，若想上教堂仍然可以去。   
    真正的伊斯兰教是宽容的。阿拉法特看重这种宽容，赞同他人的信仰，特别是信同样神明的三种宗教。在如此充满一神论历史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哪能容忍宗教狂热？我们信同一个神。我们的斗争是为重新获得民族特性而战，不是宗教之战。在我们抗战运动中，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肩并肩向前走。为表明自己的这种意志，阿拉法特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国家惟一的领导人下令确定12月25日（罗马天主教徒纪念耶稣诞辰即圣诞节）为节假日，1月7日希腊东正教徒纪念耶稣诞辰同样为节假日。这是他在加沙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   
    在加沙，常常能见到修女。如玫瑰经修道院修女们已办一所约拥有两千名穆斯林或基督教家庭孩子的学校。本着同样主张，我们认为必须建学校、诊所等。一切有诚意之举，都受到大众的欢迎。

第二部分秘密结婚（3）

    对苏哈·塔维勒·阿拉法特，掩盖真相的一面是极为严酷的。她投入一个秘密组织的天地，其负责人称为国家元首，却暂无名副其实的地位及礼宾职责。这也是地中海和东方的天地。在这一天地里，有的战友接受不了在他们与阿拉法特之间还有一个女人隔着，况且，这位女人表面上并无夫人头衔。阿拉法特身边的人都不理解这种变化。在他们心目中，阿拉法特应优先属于他们。   
    再者，还外加年龄上的差距。   
    ***   
    有一个比自己年长许多的丈夫，我感到幸福。不少男人三十多岁已显得老了，和他们相处使人感到无聊。年轻与否，并非年龄问题。阿拉法特是一位九死一生的人物，每次绝处逢生，犹若年轻人。年龄问题在我脑海中未闪过片刻。看看你周围，从夏莉·夏普兰到保罗·埃米尔·维克多，还有伊夫·蒙当、阿兰·德隆、约翰尼·哈里戴等。生命是一条很长而崎岖的道路，要攀登就不能拒绝寒冷的营地。否则，绝不能爬到满意而幸福的尽头。阿拉法特之谜，大概如此吧。   
    我继续出访。有时甚为苦恼，心想，要是我把婚姻公开，情况就将迥然不同了。我在阿拉法特身边走遍世界，总是那么失望：被人瞧不起，我再也受不了。我感觉到他的某些亲信在压制我。他们拙劣的行径，我看得一清二楚。下飞机时老是争着走在我的前面，以便照片上有他们。   
    1991年印度之行，我受益匪浅。阿拉法特接受尼赫鲁奖，我有幸拜会特丽萨嬷嬷。何等卓越的女性！让男人们参加外交会谈，我和她一起去参观她办的孤儿院、救助中心等。看到她变得矮了，瘦小而且老了，但是多么有力量，多么有毅力。她侃侃而谈，只顾介绍她的计划，介绍她致力于建设的决心和继续进行面对诸多贫困似乎是泰坦式的事业。她对我说：   
    “要在自己周围做好事，你总是会有回报的。这种报偿，谁也不会给你，你将感到它来自你本身。给予你力量继续做下去的喜悦，才是真正的幸福。”   
    和这位圣女度过了几小时，我回来后充满勇气、力量和信心。她把她的毅力传给了我一些。这些年里，我曾有过疲乏与失望的时候，但仍继续深深地爱着阿拉法特。后来，我发觉他在变化，态度上、举止上显然在变，变得更冷静，不太烦躁；他对生活的看法，我觉得更温和了。我尽管很苦恼，但一直尽量克制自己，以免增加他天天如释重负的压力。   
    有时，当有濒于崩溃之感，我干脆马上前去巴黎，在我的家里待上几天。可是，他很快又把我叫回突尼斯。   
    保守我俩结合之秘，对于我非常艰难。每逢到巴黎短期逗留，我得尽量喜笑颜开，不使家里的人担心。始终不容易回答母亲提出的难题。她不明白我为何不租自己单住的小房子或套间。令人不愉快的谣传，随即使她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怀疑。这使我首当其冲深受损害。然而，国家机密是承诺，不能打破。母亲一直老跟我提同样的问题：“到底你和阿拉法特之间有什么事情？跟我说真话！”

第三部分母亲的疑惑

    为了了结阿拉法特和苏哈秘密结婚这件事，法新社1992年2月2日在一条消息中宣布：   
    “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一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二十七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   
    1990年，可谓中东动荡的一年。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激烈起来。两伊战争结束，科威特等海湾各国要求萨达姆·侯赛因所欠的债务得到承认，并如数偿还。事实上，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君主国，曾在财力上支持伊拉克对霍梅尼继承者之战。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战后变得软弱无力的国家的首脑，萨达姆认为，既然伊拉克为他们反对德黑兰的原教旨主义野心充当了挡箭牌，这亿万美元是阿拉伯君主国应当付出的代价。   
    这位疑心很重的独裁者，统率一支由西方世界和苏联提供备用物资装备起来的强大军队，对邻国毫不惧怕，妄图数小时内将它们吞掉。   
    自他政变上台以来，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绝对统治着国家。他是坚定不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把援助巴勒斯坦当做个人信条。受教于复兴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党的主张，他把反对以色列的斗争看成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巴勒斯坦是最能激励阿拉伯世界民众的字眼。在其名义下，出于现时利益和区域军事平衡而招致犯下多少罪行……萨达姆相继帮助过阿拉法特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乔治·哈巴什。他还创建了完全置于他控制下的巴勒斯坦运动——阿拉伯解放阵线。其次，他接待并助长阿布·尼达勒恐怖主义组织，这个集团曾多次杀害赞成与以色列人对话的巴解组织委员和其他巴勒斯坦人士。早上是敌人晚上成朋友，阿拉伯世界日复一日便如此构成。   
    目前，阿拉法特在巴格达是“最受欢迎的人”。他定期住在伊拉克首都，与萨达姆关系密切，但与大马士革同巴解组织持不同政见者打得火热的哈菲尔·阿萨德的关系却很坏。   
    巴格达，神奇的名字，使人想起伊斯兰历代哈里夫的辉煌，《一千零一夜》，水手辛巴德。但是现实则更多像留着浓黑胡须和身穿秘密警察服式条纹装的男人们。巴格达的生活相当惬意。伊斯兰教宽容，沿河餐馆林立，地道的风味是“马萨佐夫”，即威士忌加烤鱼套餐。   
    这个完全长条形的都市沿底格里斯河两岸延伸二十来公里；此河在巴士拉沼泽注入幼发拉底河。美索不达米亚及其神秘文明和古代尼尼微和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一样，注视着巴格达及其动荡的现实。   
    1990年底至翌年，阿拉法特在这里举行过数次巴解组织领导成员会议。议题总是被占领土的局势，尤其与以军天天对抗的石头之战、大起义。同时，巴解组织还研究美国国务卿贝克提出的建议，他试图举行和会使阿以双方坐到谈判桌上来，重新推动和平进程。谈判重点商议巴勒斯坦参加和谈的形式：单独组团或加入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对伊战争后，贝克先生的斡旋导致了马德里和会的召开。   
    一批阿拉伯和西方的记者参与这些会议的报道，成为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热忱见证人。   
    应阿拉法特的请求，蕾蒙达·塔维勒紧急去到巴格达。当时，她本该返回被占领土，重新设立几年前被以色列当局关闭的新闻通讯社。巴解组织主席仅向她透露她的生命面临危险；他掌握确切情报，要她眼下不能回耶路撒冷。   
    在巴格达逗留期间，蕾蒙达听到有关她女儿的谣传越来越感到恼火；她很想提出这个问题，把情况弄个清楚。   
    究竟苏哈·蕾蒙达与阿拉法特之间发生了什么？   
    有好几种解释。首先是正式说法：出自苏哈和蕾蒙达。她们承认，在巴格达和1991年10月29日在突尼斯的两次见面时，蕾蒙达曾一再要求，务必使有关她女儿和阿拉法特关系上散布的不愉快的谣传停止。阿拉法特当时保证他俩是正式结婚的。塔维勒夫人于是要求拿出证据，证据随即提供给了她。开始两次暴风雨般的见面，则以互相道喜而告终。   
    非正式解释：据某些见证人提供、为以色列电台和世界几大报纸所引用的确切消息表明，蕾蒙达·塔维勒反对这一婚姻。美国作家阿兰·哈特著有题为《阿拉法特》的详细传记，便在“秘密恋爱，秘密结婚”一章中对此作了报道。   
    再则，见证者还称，蕾蒙达和阿拉法特之间谈话的语气相当尖刻。   
    在巴格达，一次晚宴上，她女儿与阿拉法特的结合可谓昭然若揭。但苏哈仍不承认她的秘密。而只有在突尼斯城，这桩婚事才最终得到证实。   
    为了了结阿拉法特和苏哈秘密结婚这件事，法新社1992年2月2日在一条消息中宣布：   
    “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一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二十八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   
    日期并不相符，但无关紧要，反正苏哈已经正式结婚了。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1）

    二十点四十五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阿拉法特以突尼斯为基地，马不停蹄地出访，从一国首都到另一国首都。他总是原地待不住，况且，他远离战场，长久待在这里干什么呢？突尼斯热情地接待他，可突尼斯城不是贝鲁特。贝鲁特有热闹的大街小巷，海滨林阴大道。那繁忙的景象，伴随着一场场战斗，一个个阴谋。他在此缺乏行动。   
    然而，突尼斯城生活舒适，茉莉花茶，古斯古斯，“鱼套餐”，在细沙大海滩沐浴，吸引着阿拉法特的一些流亡战友及其夫人们。当地市民对斗争中的兄弟们的事业、革命表示完全声援，可却很少与逗留在那里的数千巴勒斯坦人接触。   
    突尼斯市中心居民区，掩映在布尔吉巴大街的数百年榕树下，沿街尽是花商。阿拉法特的战士们更喜欢门扎新区。他们更容易接受米蒂尔维尔法国中学分设的国际教育，把巴卜苏伊卡学生过多的学校让给突尼斯人。的确，突尼斯，像对待被浪打到其沿海岸边的外来人那样，能够很好地接纳他们，并使他们同化，使他们失去个性。已有几桩突尼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通婚仪式，在希尔顿或阿布·纳瓦斯等大饭店举行。   
    如同吉尔巴岛—洛托法热人岛上的尤利西斯及其同伴们，阿拉法特希望不久将从海上返回地中海东岸。阿拉法特的王国是巴勒斯坦，不是荷马史诗中的伊塔克王国，忠贞的珀佩罗珀一直苦等着丈夫，一位足智多谋、历经千难万险的人物。突尼斯尽管汽笛声声，不过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海湾战争的后果对阿拉法特是惨重的。在他拥抱萨达姆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君主撤销了向巴勒斯坦事业提供的援助。巴解组织处于财政拮据之中，官员的工资好几个月未支付，已有人起来指责阿拉法特的独断专行。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自马德里会议已经展开，可是越来越不受巴勒斯坦的传统反对派——哈巴什的“人阵”或哈瓦特迈赫的“民阵”战士们的欢迎。其次，阿拉法特现在又遭到自己“法塔赫”运动内部温和派的抵制。他们认为和谈一无所获，却旷日持久，而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为对付大起义，以色列镇压仍然强硬得很。巴解主管大起义的阿布·吉哈德1988年在突尼斯遇刺身亡，接着军事将领阿布·伊亚德和阿布·胡勒1991年又遭杀害。阿拉法特不得不独自执掌本组织的兵权。他不再信任任何人。在阿拉法特的大事记本上记录有：1992年4月9日星期四那天，在朱古达大街召开巴解组织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大会险些出现混乱，他险些成为少数派。   
    与每次重大会议前夕那样，阿拉法特以极大的毅力周全考虑，喜欢显得不露声色，而是继续不倦地工作。但诽谤者们要当心他的严厉反驳。   
    上一周，他抵达的黎波里与卡扎菲上校会晤。本周一，他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同军政府首脑奥马尔·哈桑—贝什尔举行会谈。在突尼斯会议之前，阿拉法特需要确信其队伍的忠实程度。他的士兵们在贝鲁特分散后驻扎在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在苏丹或在大漠深处。他们条件艰苦，无声无息地生活。   
    阿拉法特非常喜欢去见他的士兵们，同他们一起吃饭。他在他们之中重新过简单的战士生活，这像是给他服了兴奋剂，犹若再生，使他回忆起黎巴嫩一场场战役的艰难时刻。他吸取了新的力量，去对付巴解组织中的“政客们”。他放心了，知道他的战士们即使迷失到天涯海角，始终相信他，对巴勒斯坦充满信心。这是他从戎以来一直跟随他走南闯北的老战士，编制精良、纪律严明的部队。可谓在任何情况下为他而战的忠诚军队。   
    4月7日，星期二，晚上，约七点钟。阿拉法特离开喀土穆返回突尼斯。他乘坐的飞机应飞越利比亚上空，并在库弗拉绿洲作技术停靠，以便加燃料。在几内亚比绍注册的飞机是安托诺夫—安26，俄罗斯制造，有两个螺旋浆发动机，性能安全可靠，广被使用。驾驶员中，两个是巴勒斯坦人，一个为罗马尼亚人。在喀土穆起飞前，他们请巴解组织领袖为日前一起拍摄的留影题字，等送阿拉法特到突尼斯后，他们再飞回非洲。那家私人航空公司拒绝承担其他飞行任务。   
    阿拉法特在始终带有最神秘色彩的出访中，可按其需要使用阿拉伯国家一些元首或巴勒斯坦富商们提供给他支配的飞机，其中有一批在非洲地区。   
    起飞时，一切完全正常。机上十二三人，除了三名机组成员，有阿拉法特及九位保卫人员。飞行期间，利比亚雷达报告，整个地中海有强烈的沙尘暴，库弗拉机场不能使用。沙旋风卷，全无能见度。驾驶员决定改朝南飞行，距库弗拉三百余公里，飞到萨拉赫机场。无论如何必须降落加油。沙暴险些使飞机像翻煎饼那样，而且几乎完全堵塞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造成飞机无法控制地下降。   
    二十点四十分，的黎波里航空监管处收到如下信息：“喀土穆—突尼斯特殊飞行，无法降落。萨拉赫机场，争取临时着陆。”   
    二十点四十五分，利比亚雷达屏上再也看不见阿拉法特的专机。接着，再无任何无线电信号。警报拉响。阿拉法特的飞机坠毁在沙漠之中。   
    在突尼斯城，托泽尔街39号，开始了焦急不安之夜。苏哈和阿拉法特的婚事得到正式承认刚刚三个月，便独守空房。噩耗传来，世界震惊。巴解组织要求美国和法国提供救援，寻找飞机失事地点。阿拉法特夫人房子的二层小办公室兼客厅异常安静。她已被众人遗忘。在大多数巴解组织负责人眼里，她算老几？新婚夫人的地位不过刚刚正式化而已！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2）

    我在这处房子里已被遗忘，犹如寡妇，无依无靠。身边无一人，没有接到一个对我表示安慰，问我是否需要点什么的电话。仅有一人例外，就是我丈夫的发言人顾问巴萨姆·阿布·沙里夫。在突尼斯城，我发现我对他们分文不值。我信得过又正确对待我的，只有法鲁克·卡拉米和乌姆·吉哈德。   
    我躲在二楼自己的办公室兼客厅里，独自祈祷，企盼传来消息，传来奇迹。许多挂在墙上或作为装饰摆得明显的阿拉法特照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付出何等艰巨代价的这一婚姻，难道就这样完结了吗？   
    他最喜欢的照片有：他自己二十三岁时在开罗的青年照，即1952年为巴勒斯坦事业向纳吉布将军递交用血署名的请愿书的那张；纳赛尔1967年六天战争失利后在他客厅里留影，身边有阿拉法特、阿布·胡勒、阿布·伊亚德和法鲁克·卡拉米，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阿拉法特穿军装在贝鲁特街头，阿拉法特与战友阿布·吉哈德及其勇敢的夫人乌姆·吉哈德。有阿拉法特在联合国讲台上演说照。当然，还有阿拉法特和我一起的精美照片。夜深了，仍然毫无音讯。我一直在收听各个电台的广播。我得知密特朗总统同意法国及其军事机构参加寻找阿拉法特的任务。   
    忽然，我脑海里闪出一个古怪的念头。尽管我非常不相信预知力，但在这种时刻，不管什么主张只要给我以希望，真巴不得能抓住。我在自己的小办公室坐定，到处分放着阿拉法特个人的东西。我把自己平时戴的金项链放在古兰经袖珍本上当做摆锤，开始企盼起来。我从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里挑了莱迪迪父亲的照片。坠摆一动不动。而当我把坠摆放在阿拉法特的像上，不仅动了，而且摆动很大，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奇事。如此反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坚持，坚持希望，不过我心里思量，要理智地对待。几分钟后，我改用戴高乐将军的书作同样试验，封面上有他的照片。摆锤在阿拉法特相片上晃动，而在戴高乐相片上却不动。我该从中看到一个迹象，并坚信吗？我想，必须继续祈祷，要祈祷。我进入一种半睡眠状态，即第二状态。可听得见连接丈夫办公室保安的步话机，时不时错过少有的、依然相同的信息：“没有什么新情况。”   
    宣布阿拉法特死去的消息传遍全世界。被占领土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深夜全都走出家门，放声大哭，高喊阿拉法特的名字。国际上各大国首都，开始研究将招致中东大震荡的这一空白所带来的后果。在耶路撒冷，沙米尔满意得不住地搓手。   
    4月8日，星期三，朦朦胧胧中不觉黑夜已去，白天来临。我仍然匍匐在地。九点钟，电话铃一响，我猛地站起来去接。一位军官向我宣布：   
    “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罢，我放声哭了，号啕大哭，哭个不停。他还活着，我的恐慌心情顿时消退了，但仍处在被打击之中，甚至连站都站不住。   
    几分钟后，电话又来了。难以置信：是他的警卫员，一同从喀土穆上飞机的。他简单说了一句：   
    “很好，他想跟您说话。”   
    话音很远，不过真的是他，毫无疑问是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仅问他一声：   
    “您好吗？”   
    “别担心……”   
    于是,我又泪如雨下，等着挂上电话。我冥想：“何等奇迹，简直神了！他不能就这样走了。巴勒斯坦人民需要他，我也需要他。”那时刻，他只与三个人联系：他在开罗行医的兄弟法蒂，法鲁克·卡杜米和我。   
    我还在哭泣，其他电话开始不停地打来。大家都欢欣鼓舞。日前见不到的人，现在都争先恐后地跑来看我。昨天晚上，还被孤独地遗弃在家，而今天一早，客厅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起阿拉法特一再跟我说过的话：   
    “必须严于律己，要锻炼吃苦耐劳精神。不论困难或后果如何，决不被吓倒。”   
    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有也门总统，他提议为我提供飞机去利比亚。   
    在大漠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阿拉法特后来给我作了详细描述。当时，完全没有能见度，飞行员决定临时降落，请求阿拉法特坐好。而他要坐在驾驶室里。最后，他同意坐在机舱后部，由警卫员们护着，组成人墙似的。   
    机舱内噪声响得厉害。大风猛刮，机体像麦秆似的震荡直下。快接近地面时，驾驶员即刻明白要救乘客，只有一招：不能平贴着陆，只能先俯冲。他们三人便选择牺牲自己，把生的机会留给阿拉法特。   
    飞机撞碎成好几段。机组成员还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他们伤得实在太重，眼看就这样死去。真是勇敢的汉子！

第三部分大难不死（3）

    飞机残骸下，阿拉法特仅受撞击，仍有知觉，甚至清醒得很。他的几名警卫员全都受了伤，不过还活着。他们立即组织相互救助。黑夜已降临，暴风仍在刮。荒漠非常冷。他们用残骸及坐位碎片烧火取暖，同时赶跑远处号叫的野兽，尤其是鬣狗等。阿拉法特保持冷静，把自己的大伤口包扎好，便将所带的抗生素分给每个警卫员。每当出访，他总在小手提箱里放一些药品。这次去喀土穆前夕，我觉得这些药已经过期曾要他将他们统统扔掉。多亏全都留了下来。而在礼服的一个口袋里，他甚至还找到自己喜欢的糖块、儿茶。   
    整个通宵，他们都在祈祷，一直念古兰经。天蒙蒙亮了，救助队赶到，把他们的物品收好，将他们从萨拉赫护送至的黎波里。失事飞机是在距军事基地七十公里处坠毁的。   
    阿拉法特当时最怕的是，以色列当局先于利比亚发现他们，并派战机轰炸他们。幸亏丝毫未出现任何这类情况。   
    在突尼斯城，家中继续人来人往。这一事件，又一次给我以忠告，是针对虚伪的胜利。第二天，巴解组织执委会几位人士前去的黎波里，我也同行。利比亚人见一个金发女郎同下飞机感到有些奇怪。我旁边有乌姆·吉哈德。   
    在医院，阿拉法特躺在床上，两眼红肿，头上包着绷带。我立即求见医生，了解他伤势的确切情况，并检查包扎正确与否。我这样照料他，不免有些难堪。而可怜的他处在打击之中，还来不及说一声我是他的妻子。我宁愿让他好好休息，因为在沙漠里度过了一夜，特别是经受这样的空难，他变得虚弱了。可是办不到：数十位人士竞相拥进他的病房，都想拥抱他，其中有卡扎菲主席和利比亚政府成员。大家都希望和他拍照留念，认为他是被显示过圣迹的人物。他大难不死，他们看到了真主显灵。   
    我守在他床头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亚西尔要求回突尼斯。可谓凯旋归来：官方隆重欢迎，侍卫队，奏国歌。本·阿里总统和大多数突尼斯领导人都在场。约有二十分钟，他不得不站着接见巴解组织委员们、突方人士和各国大使等。至于我，并不想乘机站在他的身边，不希望人家说什么“瞧，她利用这次失事树立个人威望”。我只等到随后与受伤者一起下飞机。我拒绝去荣誉大厅，但阻止不了记者争先恐后涌来，要我具体谈谈他的健康状况。   
    随后，阿拉法特的摄影师给我送来三位遇难飞行员的照片。亚西尔一看照片，放声哭了，说道：“他们是为我而牺牲的。”   
    我希望安排数小时紧张的活动之后让阿拉法特好好休息。不料当天又有电话通知：“萨布拉和沙蒂拉烈士子弟们”要来看望他。这是阿拉法特收养的一百五十个孤儿。我表示反对，说道：   
    “不行，太晚了，亚西尔·阿拉法特非常累。”   
    “一点不累，叫他们来吧，”亚西尔回答，“我想见他们。这是我的孩子们。他们都靠我啦。不要使他们失望。”   
    我于是叫人只把最小的孩子领来，有十五个，完全是亚西尔自己抚养的。   
    十五个顽皮的孩子来到别墅里。他们到处跑，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叫着，笑着，跳上他的床，要他和他们一块玩。然后，他们异口同声，央求允许他们睡在那儿，在他的旁边。他表示赞同，转而对我说道：   
    “你去准备床吧！”   
    “怎么可能呢？只有两个房间，把床放在什么地方？”   
    “不成问题，他们是战士，可以睡在地上。”   
    我的丈夫显得特别精神，而我却筋疲力尽。我已三天三夜没有合眼，同时很想让他也放松一下。我给领队使了个眼色，试图找个借口让孩子们回去，便提议说：   
    “同意。不过，先得让他们去找睡衣……"   
    “用不着”，亚西尔反驳说：“根本用不着。他们是战士，习惯穿着衣服睡在地上！”   
    我假装赞同，让孩子们走出他的房间。随后，我与校长商定，最好让他们回寄读学校睡觉。阿拉法特入睡前问我：   
    “孩子们都安排妥了吗？”   
    我的回答使他放心了。   
    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但早上醒来，他开口便问：“孩子们在哪儿？我想和他们一起吃早饭。”   
    “他们不在！”“什么！不能容忍！不是跟你说过他们睡在这里吗？”“不可能，咱俩太累了”。   
    他继续表示不满，命令我赶紧把他们找来，要和他们共进早餐。   
    瞧他们全都坐在桌子四周，胃口很好，特别能吃，亚西尔很高兴。他挺喜欢孩子们。他和他们开玩笑，不住地逗我，一再说昨晚他们未能留下，全是我的缘故。   
    然而，阿拉法特和他们很快用完早餐。他立即去开会，让我陪着十五个孩子。   
    他又投入工作。几小时后，同在那架飞机上的警卫员之一把一个信封交给我。信封很脏，沾有油迹，装满沙土。信封内全是我的照片。我并不知道，他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照片，特别出访期间更是如此。我激动不已，他的爱使我感动。某些人使我遭受的种种恶意就此抹去。我很欣慰，我是他的一半。大家都得将就一点。   
    他又一次乘飞机，亲自向支持他经受这次考验的各国元首致以谢意。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1）

    阿拉法特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   
    约旦和以色列的关系变化越来越明朗。马德里和会使这种新关系正式化后，约以双方希望进行真正的对话，把良好的秘密关系正常化。   
    二十余年间，约旦国王侯赛因不通过中间人亲自接见好些以色列负责人。他放弃对1948年其祖父吞并的约旦河西岸领土的任何要求。1988年7月31日，当大起义局势已定，他宣布与约旦河西岸脱离一切关系。他采取此举，首先是根据1974年拉巴特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确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代表，其次是参照1982年非斯阿拉伯国家峰会关于把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被占领土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作为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基础之一。   
    侯赛因国王曾先后在英国最好的大学攻读，深受英美教育熏陶，讲求务实，一丝不苟，向来注重按法律行事。   
    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那天，国王把所有钥匙移交给巴解组织和阿拉法特。与约旦河西岸断绝关系，同时意味着断绝行政关系，并终止支付那里近两万名官员的工资。他们直至当时曾为约旦行政公务员的组成部分，而且1967年以来尽管处于以色列占领下仍领取他们全额薪金。从此，国王勾销对西岸的援助，无论行政的、卫生的或教育等方面的事业经费。   
    侯赛因国王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首先是因为他生怕看见骚乱蔓延到首都安曼。其次，他意在划出王国疆土界限和政权范围。正如他所强调的，“约旦不是巴勒斯坦”。这是针对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不能干涉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约旦王国的事务。王国完全自主，关于将来与以色列关系的状况，无须向巴解组织作任何通报。   
    侯赛因国王忠于自己的信念。几年后，即1994年10月26日他毫不犹豫地同以色列签署了一个真正的和平协议。   
    约旦1988年放弃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巴解组织感到满意，但却陷入了困境：约旦不开放艾伦比大桥，河西岸处于窒息之中。对侯赛因及其意图，阿拉法特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两人的关系既有满腔热情的时刻，也有极为剑拔弩张的时期。阿拉法特猜疑侯赛因对约旦河西岸尤其是耶路撒冷仍持贪婪的目光。   
    今天，侯赛因国王出于是先知穆罕默德世主子孙，炫示他对耶路撒冷的要求，希望保持圣城监护权。为表明这一意志，他从自己金库拨款修缮奥马尔清真寺的金顶，他还委派了刚圆寂的耶路撒冷穆夫提的继承人。阿拉法特也采取同样做法。所以，耶路撒冷如今有两位穆夫提。   
    侯赛因作为王国世系后代，坚持以大游牧部落首领的尊贵举止行动，无论你是朋友或敌人，起码一个晚上要那样。阿拉法特知道侯赛因与以色列保持着非常特殊的关系。他要加以阻止，以便自己作为和平进程的主要作用不被剥夺。   
    ***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耶路撒冷具有神圣的特性，圣城管理应当由我们负责。阿拉法特曾一直对我说，终有一天和平必将来到。这是他所坚信的。自投身斗争的最初岁月起，他有了变化。他希望体面的和平，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真正得到完全承认的和平。我们是历史的受害者，故而也应由我们选择实现和平的适当时刻。这说明了他为何拒绝戴维营协议，尽管一开始并不完全表示反对。不过，他认为阿拉伯内部背景并不有利，如此和平共处难以正常运行。况且，埃及之后，没有任何阿拉伯国家效仿，就连曾有意愿的叙利亚和约旦也未那样做。   
    公正的和平，勇士的和平，只有对手互相尊重、共同努力才能得以缔造。埃及的和平及1977年11月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堪为历史上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但巴勒斯坦广大人民并不赞成。在几个月时间里，我们曾经一度相信。我觉得，萨达特此人是诚恳的。他徒步在特拉维夫机场，埃以国旗飘扬，两国国歌高奏，萨达特与果尔达·梅厄和摩西·达扬一一握手等等。这一切，我是在纳布卢斯看电视了解的。他在奥马尔清真寺的祈祷，在以色列议会的演说，一旁有贝京在场，都使我们为之震惊。他甚至坚持接见被占领土的代表。这位人物视野开阔，自认肩负神授使命。   
    然而以色列人，我们天天了解他们，必须加以具体对待。埃以之间，只有领土问题，埃及已分阶段收复西奈。而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斗争则不同，这是一场民族属性及领土的冲突。我们已不复存在，要为迫使以色列承认我们的血肉、骨骼和灵魂而战，为有权生存在我们国土上而战。其实，我一直认为，这种承认只能来自激烈而直接的对峙。持久的和平，你要与一个最终予以尊重的对手签订。这使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牺牲多少壮士，家庭无不悲哀。但是，如果对面的人甚至不看你一眼，蔑视你，否认你的存在，那该如何对待？必须冲他走去，刺伤他，让他好好看着你。

第四部分“七丘城”就医（2）

    1982年黎巴嫩战争，尽管撤离贝鲁特，接着又有大起义，都有益于这种承认。要等待人和事件趋于成熟。重要的是要时机适宜，并有顺天意的人物。   
    阿拉法特因此坚持为和谈敞开大门。切勿忘记他1974年在联合国的演说：“橄榄枝加枪杆。”多年来，他通过左翼人士或旅居法国和美国的犹太和平主义者，对以色列当局进行试探。由于有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支持和侨居法国的埃及籍犹太人、亨利·居里埃勒等埃共党员的协助，他曾试图进行这种务实者之间的对话。于是，促成了1976年巴勒斯坦人士伊萨姆·萨塔维与以色列方面佩莱德将军、乌里·阿夫内里和阿比·埃利亚夫的会晤。他们用了约一年时间商讨以巴的前途问题。阿拉法特本人也未错过与阿比·内森等和平人士握手的机会。   
    慢慢地，双方关系变得更为具体。阿拉法特一直关心这些称为“第三类”的会晤，属于保密而明确的关系。当时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商讨问题的。否则要被法庭判刑。然而，真心诚意的人士照样会晤、对话。以色列方面就有一批前政府部长，原军队将军等。巴勒斯坦方面，有阿拉法特的朋友，在巴方组织中常不起作用但可拨电话与他直接交谈的人士。阿拉法特身边，有位突出人物纳比勒·沙特，是经济学家、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委员，纳赛尔的前顾问，曾在美国留学。他赴美途中，有时路过突尼斯，去朱古达街一趟。有一次会晤在帕阿尔托进行，即1991年7月，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里；发起者是斯坦福大学。世界其他大学，也提供以巴人士秘密会晤的场所。   
    侯赛因和阿拉法特尽管存有困难和分歧，也乐意常能见面。他1988年为我们巴勒斯坦人发表声明以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原则上消除了。飞机失事前，阿拉法特一直走在与好多国家首都接触的缓慢而大有希望的道路上。他失踪了几天，表明他的地位之重要，全世界焦急不安，不知所措。在巴解组织发展过程中，惟有他，作为永生的神话，能够激起战友们认识到接受和平的必要性，使巴勒斯坦民众接受过渡时期和逐步解放国土的安排。他的权威与声望不容争议。   
    阿拉法特刚刚逃过死亡，又面临新的考验。   
    为了感谢对他失事给予支持的人，他计划出访，首先是去约旦。在安曼，他与侯赛因国王会谈。友好的会晤，使两人都清楚和平之路正在展现。   
    首站结束后，阿拉法特本决定前往巴格达。由于伊拉克天空禁飞，他只得取道公路，乘车穿越沙漠十来个钟头。6月1日那天，旭日东升。要长途跋涉，将相当劳累。   
    当天，离开安曼之时，他嚷着头疼得厉害。原以为服几片药，便可驱痛。在王宫，他正好遇上侯赛因国王的御医阿什拉夫·胡尔迪，一位智慧而能干的人。他便向医生说起自己的偏头疼。医生劝他去作扫描检查。阿拉法特拒绝，表示问题并不在此，检查无用，有阿司匹林足矣。医生发觉他的举止有些异常，反复坚持要他去检查。面对一再拒绝，医生就建议给他作个简单的测试，以判断筋骨运动技能及平衡状态。阿拉法特同意这个小小的检查，即只须伸出双臂与身体成直角，挺直身子朝前走。结果令人不安：阿拉法特站不稳，走路摇摇晃晃。   
    胡尔迪医生反复劝他，不要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由公路前往巴格达，而要马上去作扫描。亚西尔仍然拒绝，他甚至选好了汽车和司机。医生再也没辙了，越来越不安，就赶紧求助于侯赛因国王。他向国王介绍了自己的诊断，指出阿拉法特赴伊很危险。医生强调要阿拉法特及时作深入体检的必要性，重申明确反对此行。侯赛因国王听了这番话，马上离开办公室，到国宾宫见阿拉法特。   
    他们两人面对面。侯赛因国王令人信服。他陪阿拉法特上了自己的车，直奔侯赛因国王医疗中心。阿拉法特终于接受了扫描检查。我绝不会忘记，经检查，明显看出一个血肿，可能压迫他的脑神经。   
    第二天上午，妹妹哈拉给我来电话，要我坚强些，还转告近来有关阿拉法特情绪低落、免不了死去的谣言。事实上，再过几个小时，亚西尔应动外科手术。在绝密情况下，巴解组织外交部长卡杜米参与会诊；是他同意动手术，并作了一切必要安排。于是，我决定立即到安曼看望丈夫。此行如同噩梦。   
    我一抵达，受到努尔王后代表的正式欢迎，享有惯例礼宾待遇。我直接去了医院，守在刚动完手术的丈夫病榻前，度过后半夜。他头脑完全清醒。尽管医生说了使人放心的话，但一听他的病情，我实在不安极了：硬脑膜血肿，颅骨创伤所致，显然是飞机失事后遗症。医生给我解释，这属通常事故。脑脊膜、硬脑膜和视网膜外叶之间淤血。手术很简单，摘除凝固血串，患者便可恢复正常站立。   
    医生的一位亲属就曾患过此症，因此他很有经验。复杂解释似乎简单明了。   
    手术期间，侯赛因国王一直在场，就餐时仅用三明治。他亲切地跟我说话，尽量劝我沉住气，鼓励我振作精神。我感到他是诚挚的、真正关心我丈夫的健康。的确是他救了阿拉法特的命。政治是一回事，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   
    外科手术成功，医生们要求康复期一个月。侯赛因国王提议把哈希姆宫提供给我们在逗留期间使用。他和努尔王后天天都来看望我们。谦恭、看望，侯赛因国王以他的爱护，在某种程度上正式承认我们婚姻的合法化。约旦和阿拉伯世界新闻首次对此公开报道。   
    这段时间，我在宫中未动一步。我不能离开亚西尔。安曼是一个可爱的都市，“七丘城”，古斐拉德尔非亚。而我真不想出去逛逛。相反，宫内天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百人中午用餐，来探望的人实在太多。不过，亚西尔一天天康复。来看望的人多，使他很开心，既可与巴勒斯坦人保持接触，又可和约旦议会议员、军界人士及外交官们扩大联系。   
    我和亚西尔一起，整整四个礼拜。他不是那种当众拉着你的手的人，可我感到他很幸福。见他渐渐恢复体力和头脑机敏，我也同样很幸福。自正式宣布我们结婚以来，我们首次作为合法夫妻受到接待。   
    在安曼度过的这一个月，向我证明政界领导人的夫人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近几个月里，尽管关于耶路撒冷及穆斯林圣地保护问题上与侯赛因国王不和，我一直同努尔王后保持个人接触。我俩经常互通电话。说真的，两位男人都一样顽强，各自很有个性，但我俩则尽力缓解双方争执。我们女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起大的作用。我们不干政，但往往更敏锐，少暴躁。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第四部分指向我的攻击（1）

    啊！钱财……关于我的婚事，以及所谓我独占阿拉法特所谓财产，真是危言耸听啊！   
    我结婚的消息一宣布，媒体的火力就瞄准了我。新闻闯入我的私生活，我毫无准备。相反，当你的隐私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便对你说这是什么新闻和写作自由的例证。当你是阿拉法特的年轻夫人，男女记者把你团团围住，对你生活方式的细节、言谈举止，总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可选择，要么始终守口如瓶，要么实话实说，落落大方。我选择后一种，因为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的一生与亚西尔·阿拉法特相反，不同于他身为政治领袖，一个如今过渡为建立未来国家的组织的首脑那样充满神秘色彩及审时度势的一生。我不是政治家，只是肩负重任的政治家的夫人，这明确要求我谨慎行事。反之，理所当然，我可以像任何自由公民那样发言，就各种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嫁给一位政治家，即使是伟人，你也不会突然变成哑巴和傻瓜。   
    我的性格，使我更多地回避荣誉和记者的闪光灯，但有时也逃避不了。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愿望，是能生活在一栋小房子里，把室内及家具布置得符合个人情趣，像真正的家庭主妇那样善于持家。我开始讨厌由匿名者之手准备的套间，过道里放着行李箱，而且有时等好久心爱的人才回来。总之，难以预料的情况，令我在处于自己性格相反的世界里失去平衡。   
    新闻所披露的内幕，我可以赞同，但受不了这将充当对我散布心怀恶意谣传的中转站。因为，他们间接地通过我，实际上是指向阿拉法特。要攻击他，最容易的是拿其妻子开刀。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明显缺乏胆量的表现。幸亏我已具备顽强的抵抗力。   
    啊！钱财……关于我的婚事，以及所谓我独占阿拉法特所谓财产，真是危言耸听啊！有人把我比作“贪图钻石首饰的情妇”一样的人！还有什么，他的银行账户，我可签字。你瞧瞧，全球最神秘的人物之一阿拉法特，竟然把他包括巴解组织在内的银行存款都交给其温柔的夫人啦？简直滑稽可笑，恶意中伤！须得指出，突尼斯城犹如剧场包厢，一切阴谋诡计及浪漫风流事都在那里盛行。在财务问题上，阿拉法特始终对我从严要求。我没有国家“元首的年俸”，个人的每一项开支，都得向巴解组织的会计报销。相反，经常却是我母亲用自己的钱给我买衣裙等。   
    我出身一个舒适的家庭，因为我父亲是银行家，母亲家为圣让达克的贵族。再说，我长得并不丑。因此，我本可有更富丽堂皇的婚姻，嫁给一个更年轻的人。可我决定嫁给我心爱的人，在我眼里他代表着尊严，代表着权威和意志。我钦佩他是战斗者，无疑也钦佩他的力量。我怀着高度觉悟在他身边生活，承受种种困难，尽力使他幸福。这便是全部真情所在，阿拉法特非常清楚。这对他对我都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我俩的星相，他是狮子座，我是巨蟹座。   
    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一起，我感到思想完全自由。他六十岁才结婚，曾过惯那种艰苦单身汉的独立生活，故很不适应配偶总跟在身边。这一点，我接受。对于亚西尔来说，也是他面临危险与纷乱的生活对我加以保护的办法。从政，好比魔法或巫术的技巧范畴，我未受过这方面的培训。我不搞政治，我的作用是致力于有益妇女、儿童及穷人的社会行动，他们需要安慰。在这方面，我非常钦佩密特朗夫人。她对我很友好，她朴素，在丈夫面前保持独立，注重个性修养，树立自己的见解。她为反对社会排斥和维护人权这一基本真理而进行战斗。她通过“法兰西自由基金会”的行动，有力地支援被关在以色列监狱处境困难的巴勒斯坦妇女，促使她们获释。   
    我与她见面始于1993年。她在她的基金会总部接待我，对我创办的“巴勒斯坦未来协会”提了许多宝贵建议。她一直从发展前景看待人道主义行动。我很想念她。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应邀来巴黎时，她亲自筹备这次接待，自然免不了遭到批评。但她成功地让卡斯特罗脱去宽大军装改穿便服。亚西尔曾许诺，巴勒斯坦正式建国那天，他也不穿军装而改着无尾礼服。我坚信这一时刻即将到来。   
    同国外元首或君主的夫人保持对话，使我获得经验，深感快慰，并相信给巴勒斯坦事业带来了一股同情的潮流。   
    最近，我接受了美国一家电视台深受民众欢迎的专栏节目《美国，你好！》的焦点访谈。我在加沙，莉娅·拉宾在耶路撒冷。辩论主题为未来与和平。惯例地交换看法，互相彬彬有礼。节目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是否期待拉宾夫人有何明确表示，我答道：“是的，希望您丈夫对我们做出一个善意之举；释放关在你们监狱里的巴勒斯坦妇女。”当时坐牢的有四十九名巴勒斯坦妇女。数周之后，十二位获释。拉宾夫人就此指出，“由于阿拉法特夫人曾有要求，我当然应该给予帮助。”   
    我对此感到高兴，但并不受宠若惊，只不过是小小成果而已。关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很多。

第四部分指向我的攻击（2）

    在突尼斯城，这类行动，我很难采取。阿拉法特身边的人不会接受。也许他们还不清楚我是他的妻子。   
    一些报刊又转引谣传，宣称阿拉法特早已结婚，并有十二个孩子，而不知我是他的第几任夫人。十足的谎言！他不止有十来个孩子，而且有一百五十多个。他们都是“烈士子弟”。父母全都牺牲了，是他领养的遗孤。不久，若真主允许，他将有自己亲生的孩子，我知道将和其他人一样是巴勒斯坦的孩子。关于有无其他妻子之事，我曾问过他。他肯定地回答，从未结过婚。我相信他。如果真有其他夫人的话，你们怎么不想她们早该叫嚷呢？偶尔，有人把几个接近他的女人的名字作为材料抛给我。女友，情妇，我猜仅此而已！他应该认得她们，但绝不会是合法夫人。   
    我相信亚西尔，他信教，但不过分虔诚。神赐的能力，他自身的哲学与力量，助他坚忍不拔，继续进行斗争。他一直强调不要怕死，因为死绝不表明一种事业的终止，总会前仆后继。然而，我可以自信地说，他并不忽视他的安全和我的安全。尽管我有保留，他还是硬给我派来警卫员。   
    陪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外出，无论如何都是一次军事行动。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是，首次正式外出参加突尼斯活动，即是出席本·阿里总统纪念1993年11月7日执政日在迦太基元首宫举行的招待会。对我来说，这将是盛大的日子，有些怯阵。我和总统很熟，尤其和他的夫人是挚友。不过要面对盛大招待会上各国使节的贵宾，和突方行政司法机构的负责人等。下午，阿拉法特打来电话，一是说明回到家的时间，二是嘱咐我穿巴勒斯坦民族袍子。他对我的穿着非常关心。他常逼着我换服饰或梳妆打扮！我则找到一个窍门：总比规定时间晚到一会儿，以免受他的批评或叮咛。   
    我本人并不迷信，但在东方存在着所谓“毒眼”或厄运的说法。每时每刻，我心里都盼望着一切顺利。瞧!我们已上了去迦太基的公路，前后都有警车，始终是双重保卫，即巴勒斯坦和突尼斯双方的安全部门联合出动。富丽堂皇的总统府，盛况空前的招待会，对阿拉法特及我的裙袍的恭维话语，与各国使节各种各样的交谈。其中有法国大使布雅纳·德·拉科斯特先生，他一个月之前曾与我丈夫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法国在中东的倡议交换意见。法兰西在中东的作用很重要，希望希拉克总统继续发挥作用。一个极好的晚会，每走一步，我都思量：但愿一切顺利，指望真主能阻止灾难。然而，我感到嫉妒就在头上，所有目光都朝向我：阿拉法特夫人首次正式露面……晚会结束，我们向主人告辞。我总算如释重负。   
    刚一上车，丈夫的警卫员转向我们说：   
    “必须马上去医院。”   
    “上医院，为什么？不是一切都好嘛！”   
    话音未落，灾难即出。突尼斯警察坐的护送车误入宫内花园放有禁止通行的安全三角架的道路，不料方方正正地被扎穿了。我对亚西尔说：   
    “瞧，都怪我，是我招来了毒眼。”   
    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他表现得真不错。他知道安慰我，使我放心，并要我读一段特别的古兰经。   
    在医院，我穿着高跟鞋，而且化了妆，在这些满身血淋淋的不幸者面前，我为他们流泪，也为自己流泪。且不说第二天的风言风语，把事故说成谋害，把凄惨的车祸说成间谍小说，明显对我怀有恶意。男人的嫉妒心比女人更强，什么都说得出来。

第五部分签署以巴和平协议

    苏哈闯入阿拉法特的生活，与巴解组织历史转折同时发生。在巴解中央委员会，出现深刻分歧，对阿拉法特猛烈批评。有人指责他在海湾石油君主国停止援助后经费出现空缺时，存款不当和开支浪费。阿拉法特大转弯，向敌人伸出手也不受大家的赞同，而且对他的隐私了解甚少。   
    和平迹象在以色列越来越明显，工党已上台。拉宾和佩雷斯较其前任更为现实主义，撤销了严禁与巴解组织成员发生任何接触的法律。另外，拉宾政府倡议被占领土实行某种自治。一切虽不太具体，但却刮起了一场务实的和风。   
    接过马德里和会的接力棒，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和谈，尚未达成什么协议。在不引人注目之下，一些不露声色的人士在挪威悄悄会晤。在东道主外交大臣霍尔斯特调解下，他们从奥斯陆普拉扎饭店开始对话，并在南部博雷加文德一家农庄继续举行。巴以双方参加人士不多，各有三四人。一个真正的突击队，表面无声无息而实际卓有成效地在完全不相容的立场之间寻求妥协方案。数月紧张而细致的谈判，由在突尼斯的阿拉法特和在耶路撒冷的佩雷斯直接监督。   
    从以色列方面，可以感到有摆脱马蜂窝、控制不了的、一触即发的战争之地——加沙的明显意愿，既给予约旦河西岸更为自由的地位，也保留代表一种政治的、宗教的和过激主义现实的移民点。而巴勒斯坦方面呢，有阿拉法特，他虽然越来越受到批评而显得有些削弱，但是依然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在这位革命之父身后，没有任何人有相当的神奇能力与权威接替他。他实为忱于错综复杂局面的人，为摆脱这类局面而毫不犹豫地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他同样善于处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棘手问题。伊斯兰哈马斯和吉哈德极端主义者拒绝任何妥协和任何谈判；他们武器在手，不再怕向法塔赫中鹰派和忠于阿拉法特的民兵挑衅。伊斯兰主义者的口号已变成：“不再靠石头，而要靠炸药。”爆炸使得双方阵营中的极端分子从中渔利。   
    在这样的时期，阿拉法特已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人物。他从自己内心汲取力量：巨大的力量。他给人以有病在身的印象，无论怎样似乎都心不在焉的印象；而实际上，他不再与他人对话，也不与自己对话。   
    至于我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感到某种事情正在筹划之中。他多次要我把托泽尔街的别墅留给他，以便安排一些神秘会晤活动。众所周知，一批以色列人来到突尼斯城，所提及的姓名真真假假兼而有之。他们乘坐在欧洲私人注册的喷气式飞机抵达迦太基机场。在这一话题上，阿拉法特只字不露。我则不提任何问题。1993年7月，挪威外交大臣霍尔斯特携夫人及五岁的儿子来到托泽尔街家中住。阿拉法特与平时一样，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家。我一直等他，要见他，向他叙说女人们的事儿，谈谈我多次外出会朋友的情况。我很想使他散散心，因为我感到他太紧张了，偶尔还有偏头疼。我只字不提以色列人。总而言之，尽量少打听机密，对我来说是最好不过了。我以读报为消遣，从国际新闻中心了解巴以双方如何先散发假消息，接着辟谣，而证实后又传播出去。一切旨在搞乱线索。   
    7月12日，特拉维夫《国土报》透露以巴秘密谈判在华盛顿举行。阿拉法特证实说：“果真如此，上月在华盛顿有两个高级别的会议。”   
    两小时之后，阿拉法特则作了更正：“本来想在华盛顿会晤，但会晤并未举行。”   
    此时，霍尔斯特先生正在突尼斯城。   
    大家都受骗上当，烟雾屏运转起来。依然是7月初，西蒙·佩雷斯发表声明说：“目前，我认为不必同巴解组织和谈，除非有戏剧性变化。这也是伊扎克·拉宾的意见。以色列只将与在华盛顿公开谈判的代表团签署协议。”   
    正式地，一切都转到华盛顿了。但真正的谈判却在奥斯陆进行，对协议最后文本反复推敲斟酌。阿拉法特喜欢这种形式的局势，我认为他把佩雷斯看做真正的同谋者。   
    亚西尔致力使人接受他的历史观和勇敢者的和平：和平仅是一个阶段，但导致以色列承认巴解组织及领土基础，以终止流亡和结束巴勒斯坦事业陷入困境的可怕印象。在七、八两个微妙的月份，仅有纳比勒·沙阿特顾问几句简短的话为转移视线和试探反对者，以色列方面则提供答案并澄清。事实上，他们只有十来个人知道真正的和谈在何处进行，了解和谈的重要性。当真实情况显露，即使在身边的人也持怀疑态度。阿拉法特费了很大力气说服一些反对派，他在既成事实面前大发雷霆。他成功了。   
    加沙—吉里科协议达成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元首、朋友或敌人都大为震惊。积极的和平已经展开。我们在突尼斯收看密特朗总统在法国电视二台新闻节目发表的声明。记得他指出：   
    “这是一个勇敢而理智的行动，本世纪末的大事件之一。”   
    我觉得，这一提法准确地概括了我们与敌人对话不得不克服的心理障碍。同时，我也佩服组织这些会谈及参与者一直守口如瓶。真正的成功在于：在中东如此绝密能够保守数月，可谓奇迹般的壮举！   
    在华盛顿宣布签署以巴和平协议，我为能分享在白宫举行如此盛大的典礼而感到高兴。可我是在突尼斯，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没有女成员。摩洛哥国王提供阿拉法特使用的波音707，乘客远未坐满。而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女性出席的很多，各种级别的均有。我对此深感遗憾。但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尽管我个人被剥夺了机会，但做决定留在突尼斯城却是明智的。

第五部分我陪同赴美被取消（1）

    巴勒斯坦代表团中没有女性，特别是没有阿拉法特夫人，在华盛顿显得尤为显眼。然而，阿拉法特夫人却在突尼斯为美国一家电视台直接评说巴以和平协议签字仪式。有谣传说她参与这一节目并获得了明星报酬。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尽管缺乏她参加的细节，准确消息也让我们写下，苏哈并不情愿地处于政治负责人的决斗中心。   
    这种竞争表现在西蒙·佩雷斯和伊扎尔·拉宾两人之间，涉及到和谈协议及签字的主持。荣誉应当归于暗中策划并成功推动和谈的人物，以色列方面是佩雷斯先生，巴勒斯坦方面是阿布·马赞先生，以及双方政府首脑吗？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坚持签字仪式要特别隆重，要更加富有象征性和轰动性，故要求拉宾先生和阿拉法特先生同时莅临白宫。以色列方面，佩雷斯出于显示机构严谨国家政府的团结一致，而屈从美方的这一要求。相反，巴勒斯坦方面，阿布·马赞先生则强调他本人参加华盛顿仪式与苏哈出席一样举足轻重。这种态度是对阿拉法特的挑战，其身边的人也表示反对苏哈出席，认为她去参加这类仪式会喜形于色。其实，他和其他人当时觉得阿拉法特与苏哈结婚是不合适的。   
    阿拉法特夫人未出席仪式，使克林顿感到为难。他本想邀请巴解组织领袖首次访美，是要表明阿拉法特是一位值得尊敬、很负责任的人物，而且有夫人在他的身边。同时，克林顿也很想擦去某些美国人士继续说他是恐怖分子的形象。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提升了美国总统的国际威望，进而以此作为国内政治的一个漂亮之举。   
    9月13日之行的背景广为当时新闻所报道。有关描写，为苏哈·阿拉法特的叙述提供更确切的表达方式，而她并不希望在这方面展开任何辩论。   
    从突尼斯城，我已同美国政府礼宾部门和克林顿夫人私人秘书保持经常接触，就我赴美进行准备。我拟定出席仪式的私人活动，并有个人最具体的日程安排。美国驻突尼斯使馆向我递交了个人邀请信。在我看来，一切都很完美。这样对我国人民，对我丈夫，如此重大事件，我感到由衷高兴。母亲当时正在华盛顿，因为我哥哥侨居那里。她马上给我选购了一件海军蓝兼白色的西式女服。女人出发前夕还能做什么呢？前去理发师那里。   
    亨利专门为我理发，他是法国人。我希望做一个长途旅行后能保持不变的发型，而且在华盛顿容易梳理，只用梳子一梳就恢复原样。亨利边理发边打听美国的情况，并问我们巴勒斯坦人是否将很快离开突尼斯返回故土。聊天很快活，继续聊下去。   
    电话铃突然响起，是找我的：是巴解组织一部长要我尽快去见他，说有重要情况通报。一理完发，我立即去见那位部长。心想，他大概要给我通报一些补充情况吧。   
    乌姆·吉哈德在场，谈话情形是这样的：   
    “苏哈，我要跟你说的事，听起来不舒服。不过，你必须放弃华盛顿之行。”   
    “好呀！为什么？我不明白。克林顿夫人邀请我，我和她的私人秘书处保持往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太难为你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人认为，庆典的时候还不到。”   
    “可是，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伟大时刻。我们期待着以色列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承认。”   
    “苏哈，他们并不希望你前去！”   
    我沉默，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甚至不请伟大抵抗战士吉哈德的遗孀陪同前往。乌姆·吉哈德很惊讶，追问部长原因何在。   
    这位部长重复说道：   
    “苏哈，你要明白，你应该主动放弃。为挽救局面，要当着阿拉法特的面采取行动。你若要去出席仪式，一些人不接受你作为代表团成员。去对阿拉法特说，是你不愿陪他出访。”   
    我完全失败了，急急忙忙回到家中。阿拉法特灰心丧气，独自坐在房间里。我明白了，他已经得知要挟的事情。我于是带着更好的口吻问道：   
    “你为什么独自在家？出了什么事情？”   
    “三十年来我多么厚待他们的家眷，可没有一个尊重我夫人。”   
    “无关紧要，不过嫉妒而已。巴勒斯坦人民四十年来就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问题不在于我去不去，我出席并不重要。”   
    “不，不能听他们的，你一定要去。”   
    “亚西尔，不要错过签字仪式，下次我将陪你出访。”   
    “你不和我们同乘一架飞机，但可经巴黎赴华盛顿，你届时要出席仪式。”   
    “不，亚西尔，不必啦。他们会把威胁付诸行动。”   
    “办不到。你一定要去。”他站起来补充道：“我是统帅。”   
    “不行，没有用。我已决定了：不去。切勿上圈套，不要扫兴。在华盛顿，所有灯光都将瞄准你。”   
    “不，快去美国使馆取你的签证。”   
    我想：不可能。他却务必要快去准备，要与代表团成员作最后谈话，要检查所带的文件。在如此严酷的时刻，向谁挑战，都不是时候。我不愿作点燃一切的火星。和平协议应当签署之时，竟然要找决裂的借口，事件的借口，争吵的借口……和平因为我的缘故而倒退，难以想象。重担压在我肩上，自己夹在丈夫意志和他人决意之间。我知道他们尚未把护照交给美国使馆，要等待我的退出。如何摆脱这样的局面?   
    “苏哈，快去取你的签证。”   
    我劝他冷静，等晚上给华盛顿打了电话，再讨论这个问题。我出去，马上给白宫挂电话，宣布取消我赴美之行，向克林顿夫人表示歉意，但未具体解释原因。   
    我接着去办公室看阿拉法特，向他宣布：   
    “我作了决断，已正式通知华盛顿不出席9月13日签字仪式。”   
    这一决定不可挽回。他大发雷霆，忍怒不禁，再次做我的说服工作，但无济于事。在这时候，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得知我变卦的决定，希望我在突尼斯对签字仪式加以评论。我相信美国人很快能知道我放弃的原因。CNN派专机紧急向突尼斯城运来卫星天线和摄像设备。

第五部分我陪同赴美被取消（2）

    9月13日那天，我不在华盛顿，但出现在美国电视屏幕上，在小范围接受采访，谈我的感想。其他电视台，仍如类似情形，也想收集巴勒斯坦人士的反应。可是大家都局限在白宫绿茵坪上。   
    惟有我，可以满足一切要求。终于，我在突尼斯所起的作用比在华盛顿还要大。   
    签字仪式后，阿拉法特给我挂电话。他在宾馆房间稍事休息，抓紧看一会儿电视。他的第一个感想，逗乐似地说：“人们看到的全是你。”   
    他很快活，两个民族之间的心理之墙刚刚被砸碎了。不过，他很清醒这仅仅是一个阶段。加沙—吉里科协议在某些点上不完善，有缺陷。然而，象征已经确立。为标志变化和精神状态的改变，这个过渡阶段是必须的。要让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   
    签字仪式本身很成功，带有点好莱坞风格。尽管对这方面有些批评，我觉得仪式充满尊严，激动人心。这赋予一个困难的决策以庄严性。阿拉法特向拉宾伸出手，的确是美妙的时刻。这一举动，仪式礼宾中并未安排，却非常必要。后来，阿拉法特告诉我，他当时感到拉宾有点迟疑，但是握手很坦诚，受到热烈鼓掌和欢呼。   
    克林顿总统给他俩一个完完全全的礼宾自由。   
    拉宾和阿拉法特提前一刻钟步入蓝厅。他们过去从未见过面。克林顿站在他们两人中间。彼此先有些犹豫，随后目光对视，寒暄几句，这可是他们平生第一次交谈。撞击，勇气，两人忘记了昔日的恩恩怨怨。他们是头一次见面，可三十年来相互了如指掌，多少次凭借武器对抗，而且都曾妄图希望对方化为乌有。难道能忘记各自都曾是对方参谋部的军事目标？   
    我明白要继续并巩固这一和平行动。我们的痛苦尚未完全消除，尽管佩雷斯有漂亮的言辞：   
    “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争斗了约一百年，经受两种同样的悲剧。他们一致赞同，决定性地走向对话和相互理解。”   
    拉宾也指出：“我们，带着鲜血从前线归来的士兵，今天要对你们说：够了，血流够了，泪流够了。”   
    巴勒斯坦方面，各种讲话少诗意重政治，因为漂亮话满天飞，行动往往跟不上。不必只顾激动，要明确指明华盛顿协议仅为一个阶段。阿拉法特脑海中始终认为：“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言，结束曾遭受的伤害，曾遭受历史不公正对待的情绪，是实现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最佳办法。”   
    我未去华盛顿不免有点失望，但看看写在巴勒斯坦天空的这大有希望的一页，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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