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防范区，每日工作时长就至少15小时，更不要说在风险等级更高的封控区、管控区，居村委工作可能更加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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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居委干部周金表示，从早8点到晚11、12点，随时都可能接到居民的求助电话。
电话一端是众多居民诉求，另一端则是疲惫不堪、无力招架的工作人员。
住在宝山区的90后志愿者郭晨艾观察到，自疫情开始，几位居委工作人员住进了党群服务中心，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为什么这么累？
人少事多是居委会的直接难题
我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一般在100户至700户的范围内设立，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至9人组成。根据常住人口及居村委会个数的最新数据可以粗略计算出，上海市一个居（村）委会平均需对接约3940名居民，在松江区这个数字甚至达到了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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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居委的工作就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轻松。
上海市浦东新区《居民区工作清单》显示，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内容多达11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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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说疫情期间，居委还要统筹卫生防疫任务，处理困难群体救助、精神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次生问题，工作量和工作时长远超平常。
居村委会的人员结构
也是力不从心的原因之一
周金透露，他所在的居委会平均年龄42岁，8名工作人员中仅有3位是本科毕业。实际上，尽管目前基层治理队伍人员构成整体上在优化，工作人员平均年龄从2012年的50.7岁降为2018年的4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重也增加到69.16%，但相对这次疫情这样复杂的事件，精力和能力上可能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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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轻责重：
“居委会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
更进一步分析，疫情凸显了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纽带价值，但现实中，这一角色定位下的居委，并未被赋予足够的具体事务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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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紧急反馈，往往需要经历系列漫长的流程，从居委到街道，再到区，层层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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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阳性人员转运迟缓这一突出问题为例，在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居委会接到封控单的实际时间，会比阳性确诊时间晚4、5天，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达7天。正如左平所说：
“居民跟我提出来的意见都是很具体的，是迫在眉睫要我去解决的，而居委会能决策的连30%都不到。”
当然不能否认，少数居委会工作人员确实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但权轻责重是普遍存在的，居委会应对着来自上级政府和市民的双重压力，经常两头为难。
在实践中探索与成长
不过，应该看到，通过这次疫情很多居委会也获得了成长，团结了志愿者队伍，探索出一些社区共治的新模式更好地服务全体居民。
比如，一些年轻化的居委团队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及时、透明的公布了信息。也有居委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需要上网课大学生开通核酸检测绿色通道，获得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