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复阳”者究竟有没有造成新的传播？
100位受访者中，有92人明确回复，要么没有同住人，要么同住人“没有被感染”。另外8人，除了2位拒绝回答，另6位情况有些特殊——
24岁的小雷表示，“复阳”后，女朋友被感染。但他坚持认为，那是他第一次阳性。“之前说我核酸异常，我在社区又做了次核酸，是到了方舱才出结果：阴性，在方舱连续两次检测又是阴性。”小雷回忆，当时没症状，但出舱3天后喉咙痛、发烧，“居委说我是‘复阳’，但不用再进方舱。”小雷在家休息了几天，同住的女友“阳”了——“首阳”还是“复阳”，“真阳”还是“假阳”，成了他心头盘桓不去的困惑，
37岁的王姐“复阳”后也感染了家人，但她也坚持认为那是“首阳”，理由和小雷一样。
有3位受访者称“复阳”时在集中隔离点，难以判断，“和很多人住在改建的仓库里”“20个人住在一个公寓”。
有一位受访者与丈夫同时“首阳”，又同时“复阳”。
有专家建议尽快开展实证研究，“所谓‘复阳’者，究竟检出的‘弱阳’病毒是不是活病毒？如果确认没有传染性的话，对庞大的感染者群体，是一大解脱。”
担心生计，去留犹疑，
蓝领阶层受疫情影响冲击大
在一段段讲述中，“复阳”者不再是一串数字，“眉目”清晰起来。
6月5日下午3点，河南焦作小伙小任，在开往郑州的高铁上接到记者电话，在报站的嘈杂声中，信号断断续续。去年7月来上海，他成为饿了么骑手，每个月卖力点，能挣近万元，大部分寄给老家的妻子。他有两个孩子，负担很重。3月下旬，他和两个室友被封控在小区。最难的时候，3个大小伙子喝粥度日。
4月24日，闵行区浦江镇谈连方舱医院的康复者在出舱转运车上。赵丹彤摄
4月12日，经朋友介绍，他们仨到青浦一家方舱做工勤。4月29日，方舱工作结束，小任和室友住到吴中路附近桥洞下，那里聚集了十几个人。5月2日，有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告知，桥洞里出了阳性，小任他们作为密接住进隔离酒店。之后，他经历了确诊进舱、出舱，进隔离点，复阳后再进方舱，出舱后又去隔离点——直到6月4日从隔离点出来，他第一件事是买票回家。
留下来继续做外卖骑手，把失去的两个月挣回来不好吗？“我老乡出来送外卖20多天，但好多餐饮店没开门，一天只有20多单、挣100多块，不够活啊。”小任很无奈。
也有人选择出舱后留在上海打工。
35岁的小赵是滴滴司机。停工两个月，公司有政策优惠，租车费减半，但两个月加起来还要交5000多元。6月4日复工，每天跑下来毛收入200多元，“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租车费一天180元，还有油钱、吃饭钱、房租，每天都亏。租车合同6月底到期，哎，再这样就不干了，到工地‘搬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