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告密之后的因果报应

历史学家吴晗告密之后的因果报应

春秋愚林 2022-07-09 10:53 发表于山东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

原名徽音，汉族，祖籍福建福州。

清华大学教授 ，为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作家，

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中国现代杰出女性。

林徽因曾怒斥吴晗：必将身败名裂！

吴晗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赴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首领，

1968年被投入监狱直至逝世。

吴晗1909—1969.10.17

前半生，矜矜业业于书堆，讲道著书，广为尊敬，是学术圈励志的典范；而后，学优则仕，华衮衣身，奉命文学，不仅身败名裂，全家惨死，还留下了一个欺师、灭祖、媚权、篡史的恶名。如锥泣血，何其惨痛，又何等不堪，不忍言矣。

如果人生是一部书，吴晗的前后半本，轻重明暗，往复进退，分裂的如有双重人格。更为滑稽的，当劫簸过后，多少过失、多少丑行都被原谅，唯有吴晗，并没多少人认为他是“受难”，会去同情他。

一

机会留给每一个有准备的人。吴晗在小学任教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学业的追求，他刻苦读书，考上了杭州之江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停办后，他孤身前往上海，在中国公学读书，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胡适。

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正是胡适，他十分喜欢这位精通历史的学生。吴晗也经常通过写信向胡适请教问题，两人等于确定了师徒关系。后来胡适到北大担任文学院的院长，吴晗也跟随老师一起北上，准备报考北京大学。

然而考试成绩让吴晗和胡适吃了一惊，在文史、英语、数学三门必考科目中，吴晗前两门满分，数学却挂了零。按照北大的规定，一科得零分将不被录取。胡适虽然是文学院的院长，也不能破了规矩，于是让吴晗到清华试试。清华大学校长看到吴晗的成绩后，对他进行破格录取。

吴晗本来是非常有希望成为大学者的，他既有天赋，又肯用功，并且他在学术成长的关键时期，有幸得到第一流学者的帮助和指导：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等。特别是胡适，如果没有胡适以自己的声望之尊，向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力保，吴晗大概是没有机会进入清华深造的，他的人生之路将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胡适也不是老好人，他看准了吴晗确实是一块可造之材。以后的事实证明，吴晗没有辜负胡适的厚望，即使在清华那样藏龙卧虎的地方，他也能迅速脱颖而出。1934年，吴晗刚一毕业，傅斯年就向这个年轻人伸出橄榄枝，希望他到自己领导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在历史学界，傅斯年臧否人物的眼界之高是有名的，他能向吴晗示好，说明吴晗的学历在当时主流学术圈是受到认可的。

尽管吴晗还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清华大学是中国当时学术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学府，这意味着学术等级制度壁垒森严，要想出人头地，不仅学问要做的好，也要看教育背景（跟今天大学选聘人才看“出身”是一回事）。吴晗不仅没有留洋的背景，当年连清华也是以工读生名义考进去的，在这所最“洋气”的学校里，吴晗的职业生涯，走得并不顺利。

所以几年以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大学想做教授是不大容易的，才把他聘到云大做教授。

这种经历，对吴晗来说当然是一种磨砺，但是也造成他人格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尊心特别强，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特别“要面子”。抗战时期，吴晗一度被请到西南联大去上课，主要原因是钱穆先生离校，教“中国通史”的教员人手不够，所以请他来“客串”。“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据说有一学年，第一次考试，吴晗就给全班学生打了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重视这门课，重视这个老师。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像周培源先生的物理学必修课，就给学生们吃过这种下马威，学生们也买账。可是吴晗那个时候辈分很低，还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教师，这样做难免让学生觉得妄自尊大。学生派代表跟吴老师理论，首先检讨自己不够用功，继而提出老师的授课方法似乎也可以改进。吴晗竟然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风波。

这个故事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何兆武说的，在他的回忆录里，无论上课还是为人，对吴晗的评价都不高。其实吴晗这么做，也很好理解，就是太过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作为一位兼课的教师，本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教育背景，面对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他当然希望尽快地树立权威，获得认可。只是有些时候，欲速则不达。

胡适

二

30年代初，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他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胡适指示吴晗的，当然也是“读书救国”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吴晗对胡适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读书救国”看成空口说救国而已。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吴晗对胡适的治学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对胡适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

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数，这些留洋的教授通过各种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处其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加之生活窘迫、对国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忧虑，他开始走进昆明的统战网络，他妻子袁震是穿针引线之人。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吴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成为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经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从此，吴晗再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政权更替前夕，吴晗身为清华教授，已经准备出任高官。他派人游说胡适，动员他留在大陆。胡适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即著名的自由面包论；并让来人转告吴晗“慎思明辨，好自为之”。

至此，师生情缘彻底断绝。进入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吴晗积极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说“胡适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人一旦无视情感，会变得非常可怕。

钱钟书

三

有一则流传广远的学林掌故说，1990年代前后，某次学术圈大佬们聚会，座间有人谈起吴晗全家的惨事。一向不问世事、沉默自卫的钱锺书，忽然对着邻桌的费孝通大声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底下唏嘘一片。

49以后， 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

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1951年五一节，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的吴晗说这话，应该是指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有龃龉，章伯钧的话含有和解之意，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联系。吴晗却诬蔑构陷，落井下石，给予前好友以最沉重的打击。最终，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

老友沈从文落难， 在博物馆扫地，见到吴晗，想与其握手，吴视而不见，直接走开。

郑振铎

四

力主拆老北京城墙。他是著名的急先锋，出手快准狠。章罗等问题上，他能够为了自己的前程，专门翻出过去收藏的老友私信，加以构陷污蔑，给这些前好友们以最沉重的打击；跟康先生一样，他经常利用其职权，“召唤”那些文物收藏家，强行从他们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种种落井下石、背信弃义、巧取豪夺的举动，真的太多了。

更别说，像力主挖皇陵、强拆北京城墙、为映射史学不惜篡史等等行为，那更是让后人一想起，就感愤愤不已的了。陈从周就回忆说，当年的林徽因，已是病重中，实在气不过，某次会议，饭桌上就直接指着手痛骂过他。

只是，可哀复可怜的是，吴晗后来下场都这般惨绝人寰了，因为人之不堪，人称“毫无道德底线”，当时代风卷残云过后，还是没人会去同情他，也没几个当事人，真心愿意为他说几句公道话。

当时，林徽因态度很鲜明，坚决反对拆除文物，她说“保护文物和新建筑是统一的。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

梁思成说：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这类似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梁思成与林徽因

吴晗拍案而起，怒斥梁、林观点：“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辩，吴晗便说：“你想把新中国的首都变成封建主义的纪念馆！”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会上，梁思成被数次气哭。最后，毛泽东的一句话给争论定了性：“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拆与不拆，已不是单纯的建筑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在这场博弈中，梁思成林徽因注定只能是失败者。

后来，在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会上，林徽因和梁思成再次和吴晗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林徽因大声谴责，说他“必将身败名裂”。当时她肺病已重，声音沙哑低沉，但神情与胆魄都让吴晗无以应对。在权力面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不能力挽狂澜，但在精神道德层面，却使吴晗的猥琐龌龊彰显无遗。

1954年1月起，北京开始大规模拆除牌楼。内城原有的9座城门，只余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外城原有的7座城门，无一遗存。1969年，内城城墙也被尽数拆除。

战乱没有毁灭的京城古建筑，却在吴晗的运作下灰飞烟灭。

病重中的林徽因绝望地追问：“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郁的情绪中，林徽因开始拒绝吃药。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仅51岁。

五

无法知道是不是因果报应，吴晗响应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而创作的《海瑞罢官》，竟然演变出中国历史上最为骇人的十年浩劫。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尖锐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毛泽东更一针见血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不久，毛泽东又在上海说，吴晗发表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居然不管不问。

1968年3月，吴晗被公安部逮捕。1969年10月11日，受尽折磨的吴晗在关押中死亡。死前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下落不明。

妻子袁震，这个引领吴晗弃学从政的女人，文革中也被关进了劳改队，比吴晗早半年被迫害致死。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均不被理睬。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可从吴晗后半生的荒唐行事来看，他历史学家的头衔真是徒有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