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林回忆，仅就一个问题，他就和那些高层官僚论战了好几个星期，那个问题就是成立一个股份制公司，股东们可以不断地得到分红。官僚们很难领会这样的概念，即一个人不参加工厂的劳动就能获得报酬。但扎图林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他认识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任何事情比陷于绝境的共青团的生存更重要。扎图林的信里提到的各种建议中，包括让团组织接管玩具工业，以及舍弃实行了几十年的、把团组织中的年轻人送到带有惩罚性的组织“劳动队”的做法。他的那些建议最终都得到批准。扎图林的建议中，意义最深远的是他对自然科学方面的建议。60年代，一个名为“火炬”的年轻人组织在西伯利亚的科学研究中心——新西伯利亚扎根。年轻人通过帮助渴望获得技术的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得到额外的报酬。他们那么有效率，以至于引起党组织领导层的惊慌——他们突然解散了“火炬”。扎图林建议复活这个模式。他建议创建一系列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就是让年轻科学家帮助国家工业解决技术难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项提议是被维护旧制度的最强硬的人物叶戈尔?利加乔夫批准的，他经常发表禁止摇滚音乐的激烈言论。
利加乔夫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批准的恰恰就是一个向资本主义飞跃的跳板。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最前沿目睹了共青团的衰落。他是门捷列夫化工学院的共青团副书记，他所在的大学位于莫斯科米乌斯卡娅广场，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工学院。霍多尔科夫斯基于1986年6月毕业，那是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第二年。他获得化工学士学位，并在学院经济问题研究组工作。
科学技术领域培养了许多新资本家，他们的研究集中精力钻研那些可行和不可行的实践问题，只有一小部分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以后成为门捷列夫学院院长的亚历山大?哈恰图罗夫告诉我，化学家和科学家学会磨炼他们的分析能力，他们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毫不费力地就适应了新生活，”他回忆实行改革的那几年时说。“他们知道经费自筹是什么意思，知道什么是利润，什么是利润率。”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不足之处。“很多人感到，国家不能再继续进行永无止境的资源浪费，”他接着对我说，“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在连两个单词都拼不到一起的领导人领导下，是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