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指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张岱此言，确实是一语中的。崇祯帝的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无济于事，反而直接导致了局势的更加恶化。如在用人方面，可以说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张岱对他的评价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综观崇祯帝的前后用人之策及最后结局，确是如此。
温体仁是崇祯帝最宠信的重臣之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貌似朴实无华，忠心无二，骨子里却是奸猾无比。在他入阁期间，正是朝廷多事之秋，而他未尝建一策、献一言，相反却终日为自己盘算，与善类为敌。温体仁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讨崇祯帝的欢心，能利用崇祯帝性格上的短处。也正是因为这点，温体仁才能被崇祯帝长期宠信，在阁达8年之久。直到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才被罢免。
温体仁之后，内阁进行了改组，张至发做了首辅，刘宇亮、薛国观等入了阁。张至发在才智、机变上根本不及温体仁，谈不上有什么创举，也没有得到崇祯帝宠爱，因此不久就被削职回籍。张至发之后，依次有孔贞远、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等出任首辅。这些人都是庸劣之辈，滥竽充数，难得崇祯帝信任，因此也被走马灯似不断更换。
在此期间走红的是杨嗣昌。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十月出掌兵部尚书，并于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仍掌兵邵。一年未满，杨嗣昌就位极人臣，这充分显示出崇祯帝用人太骤之特点。
杨嗣昌与温体仁不同，他努力想有一番作为，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不过，他对卢象升的战死、熊文灿的失败、孙传庭的被捕等，都负有责任。但是，崇祯帝竟不予追究，刻意宽容，最后竟让杨嗣昌亲赴前线督师。结果是不仅没有挽回败局，反而导致了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形势的急剧恶化，杨嗣昌本人也命丧湖北。虽说杨嗣昌对此不应负全责，但也难辞其咎。崇祯帝也没有通过此事，对自己那种押宝式的用人之道进行反省，从中汲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