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的最后一位宠臣，则是周延儒。周延儒早年被温体仁算计，罢归故乡宜兴，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被召再次入阁，担任首辅。而周延儒之所以能再次被用，是因为有复社首领张溥等人的支持。据说冯铨、侯恂、阮大铖等各出了数万金，交由张溥等人为之活动，交结近侍，打通关节。其条件是周延儒复出后要反过来支持张溥等人。
对周延儒的能力和品行，争议历来很大。他是状元出身，且能位极人臣，不能说他无才。但他最大的毛病，一是贪，二是没有原则，怕负责任。不过，崇祯帝却对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并说什么“朕以天下听先生”之类的话。他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元旦，还向周延儒等3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真可谓是宠信之极，无以复加!崇祯帝对周延儒的态度，又是其用人太骤的一个生动例子。
事实上，周延儒也无回天之术。在赴任之初，他尚能有一些革旧布新之举，颇得声誉。但时间一长，他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渐渐便有人弹劾周延儒了。但崇祯帝根本听不进去，仍一意姑息。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周延儒自请督师抗击清兵，却又不敢交战，事后还谎报军情。崇祯帝不问真假，竟要给他加太师衔，荫其子为中书舍人。当得知真实情况后，崇祯帝恼怒之余，要予以严办，不久却又改变主意，让周延儒坐驿站车马回家，还赏路费等。不过，崇祯帝最后又一改初衷，令周延儒自杀。
崇祯帝之所以能如此宠信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能迎合崇祯帝的心意，讨得崇祯帝的欢心。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就十分喜欢这般能鹦鹉学舌、随声附和之人。相反，对那些敢于发表意见的忠谏之臣，崇祯帝就不太喜欢了。
崇祯帝口口声声要广开言路，但当他真遇到忠诤之臣时，便是另一副嘴脸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刘宗周和黄道周两位直臣的遭遇。
刘宗周是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他敢怒敢言，好得罪人。早在天启年间，他就得罪了魏忠贤。魏氏对他还算客气，仅斥之为“矫情厌世”，便让他辞职回家。崇祯帝登基后，他被召回做了顺天府尹。上任之后，他竟斗胆上疏，指责崇祯帝求治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崇祯二年（1629），后金入侵，京畿告急，刘宗周又上疏直言，指责崇祯帝的用人之道，并说用太监典兵，是亡国之兆，弄得崇祯帝很没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