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黄裳历经代、德、顺三朝,见得多了,感触自然更深:“德宗自变故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当方镇首领物故,必先委派内廷中使前去侦伺动静,而那些有点威望的副使副将们也大多贿赂这些近臣以求见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听其赞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镇帅守几无朝廷委任之人。”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陛下应熟思贞元时期的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肃诸侯,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黄裳此语绝非是一番单纯的对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样一味动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方针的指导,这就是迅速恢复起维护国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并且一旦强硬就坚持到底。这个意见既符合实际,又颇为中肯,难怪天子听罢,雄心陡生,大有一种成竹在胸的感觉。
后来的事实证明,宪宗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后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没有忘记掉这一点。
第二个契机是高崇文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一举剿灭了刘辟,收复了西川。这真是今上洪福齐天!想当初高氏受杜黄裳推举出任统帅,曾经让朝野大吃一惊,因为功勋宿将甚多,统帅之职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这位高某人。但正是这个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却颇善于用兵,数月以来连战皆捷,最终打进成都,捉住了刘辟。一举克服叛镇,至少是二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这件事情绝不仅仅是一个军事胜利而已,它的意义同样十分深远。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刘辟被执送京师时,自以为还不足死罪,甚至见到神策兵士来捆他时,尚还十分惊讶道:“何至于是?!”当皇上在兴安楼义正辞严地驳斥他的狡辩时,刘辟这才无话可说,低头伏法。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绥留后杨惠琳拒绝承认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皇上亦坚决地下令征讨,未几杨氏就被部下所杀。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业,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肯定十分激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奋发后的那种无可言喻的欢畅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