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降职。
这是从业近10年，阿锋在职场上最狼狈的时刻。
要掩饰心里的不痛快，还要继续完成每一天的绩效。
“比如甲方本月委案1个亿要求回款1%，你就必须要完成指标。”完成甲方的指标越多，在甲方的几家委外催收公司中排名更靠前，才能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资源。阿锋作为小领导，要安慰组员，还要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每家委外催收公司都在暗中较劲。
阿锋举例，“如果这个月没有达标，甲方下个月原本应该给你3000笔借款，就只分给你1000笔，那所有人的薪资都要打折扣，可能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不够。”
将如今的催收工作和当年在温州要债的时候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当年的催收是“大哥”，如今的催收要面对借款人、监管、反催收的层层“问候”，再也不是一个安逸、赚快钱的职业。
今天，阿锋的同事大多数是大专和本科毕业生，个别高中毕业的求职者要来工作，也必须征信良好。他们拿着一个月4000元-5000元的薪资，在武汉的写字楼里轻声细语的提醒借款人有一笔借款到期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高强度加班后，3月初的一天，阿锋终于晕倒在了工位上。
还好同事及时送医。
躺在医院里，阿锋回忆这近10年的催收经历，感觉人生宛如一场梦。
“本来工作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现在工作变成了我所有的生活。”
辗转难眠，阿锋向公司老总发去了辞职的微信。
下一步，似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工作。
但，阿锋再也不会做催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