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财政政策的反周期功能很重要。一是传统货币政策用到极限，非传统货币政策采用效果不明显。二是财政政策在大危机中有足够的时间发挥其作用。原来认为财政政策可能时间不一致，出现传递时间过长，导致决策时点和发生效益时点错配，从而导致财政不仅没有平抑经济波动，反而成为波动的根源。三是财政政策的空间可能较之传统货币政策要宽，项目落在实处，能有效启动经济，而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中缺少有效的传导机制。虽然面临财政危机的问题，但是现代货币理论（MMT）提出另外一些思路，认为财政不一定受到平衡功能性财政、周期性财政的约束，因为财政可以依托中央银行进行货币赤字化。
第五个问题，监管不是宏观中性的。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一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对系统性风险、金融脆弱性和外部性、顺周期性必须进行监管。这是美联储的Dodd-Frank法案提出的。二是要求构建足够的反周期模式，目前，各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金融稳定体系。
第六个问题，重新解释“大缓和”。大缓和对于供给冲击、预期锚定很重要，但其他成绩呢？答案却不确定。最新对于大缓和的解释是，不是货币政策调控及其成功导致大缓和奇迹出现了，相反，是新技术景气周期的出现使货币政策不需要复杂的操作。金融系统风险和尾部风险在技术创新完成之后开始得到全面累积，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这个南郭先生现了原形。
政策设计方面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危机前的很多政策设计理论和原则是否是正确的？这就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局部修正还是革命？大危机是特殊时期，危机之后我们的共识还是成立的。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在繁荣时期和通常的平稳时期需要经济学家吗？恰恰是在危机时期才需要经济学家，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很多人讲，经济理论不能因为在常态下能够运行，在非常态下不能运行就不改革。谈到新古典金融和行为金融的争论，也就是对于金融的基础——金融失灵在宏观经济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就谈了《通论》，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失灵的宏观化产生的凯恩斯主义革命。这次宏观经济学革命是不是通过金融失灵的宏观经济学化，产生的宏观经济学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革命呢？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第二，通货膨胀盯住是否应当提高？以避免名义利率零下限约束和低利率困境。
第三，将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结合起来，如何从宏观上处理过度杠杆化、过度的资产价格偏离和金融系统风险，避免传统监管工具的顺周期特性，比如资本充足率、评级机构、因市定价等问题怎么改革？
第四，通货膨胀盯住制与外汇干预相结合，是否将汇率稳定纳入货币框架？把金融价格纳入通胀盯住制？很多人认为这是驴头不对马嘴，可能产生政策工具不匹配，目标匹配原则相冲突。实际上这里面的目标有好几个，这些目标并不是由每个其他目标来替代，目标与目标之间很难进行传递，工具与工具之间很难进行传递，必须构建多目标、多工具来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