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大危机之后，理论界先后进行了几次大反思：一是IMF内部的三次大讨论（2011、2013、2015），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哲学角度来思考相应的问题。二是Jackson Hole年度会议（2010、2015），专门出版两本集子对传统宏观经济学进行反思。三是CEPR的几次大讨论（2009-2015）。四是泰勒、Benanke、Mishkin之间的大争论（2011-2013）。泰勒认为，如果美联储按照他的方法来做，一定不会产生危机。Benanke专门写文章说，泰勒的观点是错的，实际上我们的操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货币政策规则来实施的，但不一定是泰勒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在政策操作层面，到底选择CPI还是GDP平减指数？目标汇率如何选择？泰勒规则中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相应参数如何设定？这些问题都引起很多讨论。五是Krugman、辜明朝以及Caballero之间的争论。Krugman重新复活了凯恩斯的流动偏好陷阱理论，将流动偏好陷阱向前走一步，叫做胆怯性陷阱。他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是因为流动偏好陷阱出现问题，而是胆怯、胆子不够大导致扩展的力度没有达到既定水平。辜明朝谈的更多是资产负债表紧缩是危机产生的核心根源。Caballero提到的是安全性资产困局，认为当安全性资产提供不足，就会产生金融危机。
这些反思和争论导致了经济危机的政策调整与理论发展。
第一，危机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其一，政策目标。这个政策目标通常是通胀盯住制，通胀的价格水平是物价水平还是GDP平减指数？2%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到底是高还是低？需不需要调整通货膨胀目标的水平？比如奥布斯菲奥（Obstefld）就提出应该将通胀目标调整到4%，以克服零利率下限约束和物价运行出现一些新特征。其二，政策工具。原来宏观政策工具主要是美联储短期拆借利率。短期拆借利率要发挥作用需要很多前提条件，否则就无法有效地通过金融市场对其他利率进行调整，也无法有效地进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调整。考虑到有效金融市场在金融危机时期并不存在，那么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就必须做出系统性的调整。
第二，危机救助的各种政策与理论之间的冲突。在2008-2010年危机治理中出现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如QE、零利率政策、扭曲操作、资产购买和前瞻性指引等。这些新政策模式在理论上怎么解释？传统货币经济学不仅对于货币政策工具没有深入研究，在危机救助的财政政策方面也没有提供很丰富的工具，但是由于现实的需要，美联储提供了很多的新政策工具，比如结构性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