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本朝的久长，在于列祖列宗一直坚持着这一制度。
不过，一个人的名声，恐怕不仅仅靠自己的德行和经术，还来自于他的交往。有条件的士人，往往年轻时就去京师游学，或入太学跟从博士学习，结交中央的名人和士大夫，同学之间也形成了群体。地方的名士和地方有清望的官僚之间，往往也有着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激励品德，研讨经术，议论政治。
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第二章 大放逐大放逐(2)
这种分化与冲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