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们用极为简单的辩解和过去几个大将军的故事，就让天子改变了主意，并取得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特权。
大司农张奂接到诏令，让他迁任太常。这是个位高事闲的官职，掌管朝廷的礼仪与祭祀。谢弼，则被外迁至江淮一带的广陵府，担任地方行政副长官。接到调令后，谢郎中就感到不妙，广陵府属东郡管辖，而郡守曹绍，正是曹节的侄子。
几个月后，谢弼在广陵府任上被捕，死于郡狱。
张奂仍在努力，他联络了尚书刘猛、习韪、卫良等人，郑重地向天子上疏，要求朝廷准许王畅、李膺二人进入中枢，在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中充任二职。没过几天，他的府第就被中黄门包围了，为首的中官对他宣读了圣旨，指责他扰乱朝纲，构党营私。
这回，张奂的心凉透了。不知怎地，他开始自嘲起来，绝望使他大彻大悟，一反常态。他没有作任何辩解，接诏之后，马上脱去朝服，免冠跣足，来到北寺狱自首认罪。
过了几天，张奂回到府中，吩咐紧闭府门，重新布置起自己的书斋。他又研读起《尚书》来了。他有上千名学生，心情平静的时候，也上一上课。
风波暂时平息，朝廷扣除张奂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罚。
张奂和谢弼的碰壁，在于他们的封事中提到了李膺和王畅。这两个人的名字，勾起了宦官们自先帝朝就已落下的心病。仇恨和积怨，让他们感到浑身痛痒不堪。曹节和王甫等中官都认为，趁着大将军阵营刚刚受到重创的机会，根治这块心病。
李膺和王畅，是孝桓皇帝朝的党人。
党人的话题，得从先帝朝讲起。
本朝自高皇帝开基以来，沿承秦帝国创制的中央与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制度，一改周代的贵族分封和世袭制度。帝国选拔官吏的根本准则，不再依靠贵族的宗法血缘，而是受过教育的民众——士人。和秦始皇不同的是，本朝列祖列宗所用的士人，不是学申、韩法家之术的狱吏，而是自幼习诵五经的经生。因为本朝的列祖列宗接受了始皇帝的教训，不再把单纯的法律作为治理帝国的主要手段，而是推崇自周文王、周公直到孔夫子构建和传授下来的一套道德文化的理想。本朝的理想是德治而非法治，尽管帝国的法律也很强大。起用这些经生的方法，是察举和征辟，也就是将地方官员考察推荐与朝廷调查征召的手法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双向试用的官吏，来自许多名目：比如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孝廉、至孝、有道、敦厚质直、仁贤、茂才，试五经博士弟子、太学生，试明经、耆儒、童子，试尚书、将帅等等。从这些名目可见，本朝用人的标准，是士人的德行和经术。当他这两方面的修养已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声誉，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士大夫行列的候选人，一般把他们叫作名士。从原则上讲，即便是帝国皇室成员，如果他不甘于仅仅做一个享受生活的侯王，而想献身政治，也必须走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