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
蔡邕觉得，重新强调帝国的学术和礼乐制度，可能会再次树立帝国的威望，引导天子把握国家的大体，认识国家的大政，或者，会保存帝国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大汉帝国这朵绚丽的花已经凋谢了，但这朵花结下的种子，却已经成活、生长、壮大，成为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那就是合理的文教制度。今后可能会有无数个帝国相继出现，但只不过是这棵大树上的花开花落罢了。
石经的树立，给蔡邕带来了一点信心。熹平六年(177)，他又向天子建议恢复久已荒废的郊祀上天的祭典和在辟雍举行尊慰老人、宣扬孝道的礼仪。这些，都得到了天子的认可和兑现。
天子的想法和蔡议郎大不相同。事实上，他喜欢各种典礼，因为从小，他就视各种朝仪为游戏。在蔡邕等大臣的指导下，他举行了国家的几个大典。可他还不过瘾，马上自作主张，大加发挥。这一发挥，使得蔡议郎大失所望。
天子喜欢辞赋，这是大汉帝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当初孝武皇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辞赋的字句铺排骈丽，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令人如痴如醉，回肠荡气。可蔡议郎却教天子一套什么辞赋为小技、道德是根本；辞赋的修辞技巧是末节、以文载道方为鹄的的大道理，让天子感到生厌，或者说，让天子无法理解。天子欣赏自己的才华，可蔡议郎他们却不以为然。这帮士大夫一天到晚就是经学经学，道貌岸然，面目可憎。于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在天子的脑子里冒了出来。他马上找来侍中祭酒乐松和贾护，让他们召集天下善写辞赋以及能写奇字、缪书、鸟鱼虫书等美术字的人，待制鸿都门下，建立了一座鸿都门学。和太学不同的是，这所新学府专门研讨辞赋和书法，俨然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文学艺术学院，天子充当了这所学院的院长，将自己花了好大精力撰写的一部长达五十章，以上古史为题材的鸿篇巨赋《羲皇篇》当作学院的教材。这下子开了帝国学术的先例，学界哗然。本朝的士大夫以经学为立身之本，又以经学为帝国政教之本。可帝国的天子却立了一所以文学弄臣和俳优们组成的帝国学府，这实在是有悖大体。可他们不明白，天子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乐松和贾护本为文学侍臣，出身平民，以他们的名望绝对召不来名士级的人物。于是，几十个无行趋势、擅长雕虫小技之徒成了鸿都门学院的生员，每天向天子形容讲述闾里市井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夸赞天子的辞章，卖弄辞藻和艺技。天子居于深宫，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满足。他给了这些人丰厚的赏赐，待之以不次之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