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始终乐意介绍别的医生来从事分析，而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想必是根本不会计较究竟是和医界同行还是同外行共占上门求医的患者的。但是很可能还有另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我的这些弟子也许是受到了某些保证使医生在分析实践中优越于外行的因素的影响。
“保证使他优越？对了，我们总算说到点子上了。看来你终于承认这种优越性了？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解决了。”
要我承认这一点并不难。
由此你也可能看到，我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偏见。
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是因为这些事的讨论又必须再次涉及到理论的考虑。
“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诊断问题。当我们要对一位患有所谓神经性疾病的患者进行分析时，我们总会希望事先确定——当然是尽可能确定——这位患者适合这样的治疗，亦即这种疗法能对他产生疗效，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真正的神经症患者。
“照我看来，这是可以从患者诉说的情况，也就是症状中识别的。”
正是在这里会出现新的复杂情况。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无疑地识别的。患者可能会表现一些神经症的表面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神经症的症状——而是某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的开端，或大脑中某个破坏过程的初步表现。
这一区分工作——亦即鉴别诊断——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也许不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立刻完成的。这样一种决断的责任当然只能由医生承担。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一任务对医生说来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一种疾病有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表现出良性的假象，直到最后才终于暴露出其恶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