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整说，从表面上来看，生育登记办法的修改，仅仅是一个便民措施。要想提高民众生育愿意，还要做好惠民工作，从社会各个层面着手，形成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切实降低群众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还要做好相关政策之间的协调完善，在社会整体发展的意义上全面促进生育。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广东省通过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出了产假、父母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一系列优待奖励和支持政策，要求规划配套婴幼儿活动场所，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等。
实际上，今年以来，多个省份也已完成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并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新政策。如，北京市在今年1月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今年2月，黑龙江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实际，采取住院分娩补助、0—36个月龄的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等方式，给予依法生育第二个以及以上子女家庭育儿补助，落实育儿补贴制度，省级财政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5月7日，《河南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发布，方案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将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实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住院费用定额支付等。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生育率与婚恋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等诸多因素都有较大的关系。要真正落实好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需要政府、企业等社会各方面共同构建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
“要把便民和惠民措施结合在一起，还要考虑到育民教育。便民、惠民、育民，三者要同时推进”，董玉整补充，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让大家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育龄生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同时，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做好相关生育知识的普及，“比如想要生育，最好是适龄生育，不要等到健康水平下降、身体条件不允许才去考虑生育，否则，负担会更重些，结果也可能会相对差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