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这次《职业教育法》修订之后，明确提出财政要向职业教育倾斜。我觉得最需要倾斜的就是高职教育，好的高职院校的确可以培养出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差的高职院校就不行，培养不出来，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好像办职业教育就要少花钱，见效快，实际上职业教育更花钱。我去德国的技术大学看过，他们的技术大学要靠企业支持，我去的那个职业大学大概有三个企业支持，企业把实验室都设在大学里。其实企业也省了钱，不用再建实验室了，大学求之不得，他不用花钱去建实验室了，这是双赢。
我们的600所职业大学要达到那样的程度，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需要更大的财政投入。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改变现在的收费状态，好的大学应该提高学费。你想北大25年前学费是5000块钱，那是什么概念呢？那时我刚回北大，工资一个月大概是350块钱，大家可以算一年的工资不到5000块钱，所以北大那时候一年的学费相当于北京中产一年的收入。可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户均收入大概是15万、16万，5000块钱占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很小的比例。而那些差的学校反而收很高的学费。这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倒过来，好的学校收更高的学费，好的学校应该提供奖学金来支持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国家也应该提供助学贷款来支持他们上学。然后把更多的资金投到比较差的学校去，应该做这样的调配。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的，各个省包括中央基本上把所有的资金都集中到少数好的大学身上，这是极其不合理的。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所带来的收入回报会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就要到大城市谋生，但是他的户籍又不在当地，他的孩子在大城市只能上到初中毕业，上当地的职高，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这是不是也说明职业教育就比普通高中教育低端一些，这个问题的破解点在什么地方？是在高考制度上做改革比较好，还是户籍制度上改革比较好？
姚洋：这是职业教育具有歧视性的另外一个标志。我刚刚说了，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基本上都是农村孩子，现在又加了一点，职业教育还囊括那些没有户口的孩子，又是一个歧视。
这个一定要改变，怎么改呢？户籍制度改起来难度非常大，我觉得可以从教育着手去改变。就是教育部拿出一定的高考增量指标来做全国统一高考，就是针对这些学籍和户籍分离的孩子，给他们去考，这些孩子互相竞争，没有省界差别，就解决了孩子跨省上学的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可能有人说你考得难了或者考得容易了，都会造成不平衡；没关系，你相信他最后会取得一个平衡的。你、有了规则，老百姓就会选择是让我的孩子参加浙江的高考，还是参加移民的高考，那你可以迁移到省外去，但也要做出很大牺牲，最后慢慢会形成一个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