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有一些反思：第一，是否应当构建疫情经济学对大流行进行总结？关于疫情经济学框架，在西方流感之后有两位学者提出通过SIR框架进行分解，但大家发现在分析新冠大流行时，延续SIR体系不能达到既定目标，现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团队在研究这个问题。第二，超级救助是否需要财政货币化？也就是说，现代货币理论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争论多年，一到非常态时期，货币理论就会出来。很多人讲，现代货币理论实际上是债务理论和赤字货币化理论等在财政方面的借尸还魂。很多人对它很恐慌、很拒绝，因为它对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规则原理提出明显挑战，对于货币性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国家而言，货币不是一种债务，而是一种权力，一种资产。同时，它的负债不像自然人一样，前半生和后半生并不需要进行财务平衡，如果国家的生命是无限期的话，债务基本理念就不是财务平衡，而是流量平衡。换句话说，借新还旧就可以平衡，只要大家相信国家的债务可持续，国家就可以利用债务滚动和循环来维持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主权货币体系下，货币的功能发生了极大变化。第三，现代供应链安全是否需要上升到新高度，供应链宏观管理是否十分重要？这里涉及到分工，供给侧的瓶颈效益到底怎么进行约束。第四，疫情冲击下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何构建？与一般的经济危机管理有什么重大的区别？可以看到，疫情救助政策在中美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产生的宏观结果也有巨大差异。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出现全球通货膨胀，美国3月份CPI达到8.5，英国达到6.2，欧元区达到5.6，俄罗斯达到13%，我们也从2月份的0.9上调到3月的1.5。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也出现暴涨。第五，疫情和俄乌战争带来的滞胀新形成机制，怎么来解释？用战争经济学、疫情经济学来解释？对于整个市场在超级压力测试下的不同反应和传递速度，我们是否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虽然传统宏观经济学不讨论疫情和战争，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特别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调整期之下，我们要面临很多外部因素变异，对于这些变异和风险，如何从金融定价、宏观调控上得到全面反馈，可能需要在理论上有更深的认识。这些认识反过来会使得我们更为精准地判断经济运行的常态化命题，原来看到的经济运行体系可能只是一个很窄的状况，在很多极端状况下不知道它的变异，因此也很难总结出真正适合经济运行体系更一般的规律。疫情和战争对于经济学的拓展虽然是超常规的，但是，如果当未来的大时代所带来的结构性断裂到处发生，所谓的超常态就有可能就是当前和未来的正常状态。有人说，1984-2008年这20多年的黄金时段是人类历史上的超常态状态，而不是常态状态，2008年到现在恰恰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常态状态。很多时候宏观经济学描绘的是乌托邦，那是不对的！宏观经济学所描绘的繁荣在本质上是一种超常态、理想化的状况。但是我们解决问题要面对超常态状态，仅仅刻画出地平线的理想状态可能难以解决现实的追求和未来的问题！解决问题和解释新现象依然是理论的核心使命。因此对于战争经济学和疫情经济学的讨论，不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