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挑战，新技术、新模式、新经济对于微观基础冲击带来的新挑战。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的微观基础之上的，生产模式的规模收益递减也是最常见的假定。对于这些假设，由于技术的变化和生产范式的变化，使我们面临很多挑战。第一，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与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在规模收益递增之后，均衡的特性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预期是正反馈机制，均衡是多重均衡，不是单一性的，不同的初始值和不同的劳动所带来的均衡，对于最终福利来讲可能有好有坏，我们如何甄别。第二，边际成本递减、零边际成本与传统组织模式之间的冲突，最明显的就是平台经济。第三，技术突变带来的系统性变化与传统经济假设的平滑性变化之间的冲突。技术突变带来的系统性变化很剧烈，往往是断裂性的，原来的很多方法都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但现在发现历史告诉不了未来。经济主体在这样大的超预期冲击下，跨期决策模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四，平台经济带来的定价模式、基本监管体系的新挑战。定价模式可能是双边市场定价，可以进行差别化定价，进行各种各样的差异性收购，的确带来了“赢家通吃”的效应。但是我们发现，传统理论对于垄断、创新、竞争这三维之间关系的适用性不强，新凯恩斯主义大量构建在垄断竞争的基础上，而放在在平台经济上，相应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第五，数字经济时代的宏观经济学重构。很多人讲现在是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不一样，我们需要新的微观基础，需要新的经济传递机制的经济学体系。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变化，在行为经济学上的变化，直接导致宏观运行体系和宏观理论构建产生剧烈变化。以上讲到四个方面的挑战和冲击，是在短短的不到15年内发生的，的确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四大冲击分别对应四大典型事实，其同时出现，是在其他时代里没有完全遇到过的，冲击的叠加性更值得我们关注。我们正处于一个超级大时代，相比于传统体系，新的运行体系呈现出强劲的断裂。这四大挑战，一是金融危机带来的对于金融失灵问题和宏观哲学的反思；二是长期停滞带来对于低利率和经济停滞的反思；三是疫情和战争带来对极端状态下各种经济运行指标和经济逻辑的反思；四是新技术带来对微观假设和经济传递机制变化的反思，引发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重构。宏观经济学是边际性调整和改善，还是革命性重构？在重构中，是回归凯恩斯，回归古典的革命，还是着眼世界结构大变革和未来科技革命的革命呢？我想答案是很明确的。我们不能从一个教条回到另外一个教条，不能从一个特殊案例走向另外一个特殊案例，更不能简单地从一个地平线走向另外一个地平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理论进步就很艰难。我们还是要问题导向，面对大时代的超级问题，进行不拘一格的理论性重构，相信这种重构一定会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