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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哈·阿拉法特坐在他们在加沙居住的普通房子的平台上。她出神地望着海，望着远处的地中海，随后目光停在丈夫办公室所在的那栋大楼。她金黄的头发，深黑的眼睛，浅蓝色的宽袍，使人们一猜便知她有身孕了。政治困境痛苦中的某种脆弱，一个不时惊慌失措的年轻女子，但突然一咬牙关，显示出她坚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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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那天，我们要动身前往奥斯陆。对丈夫、对我这都是重大事件。如此远行要好好准备。因为要去奥斯陆，先得经过加沙边防站出境，然后沿着公路到达埃及的军用机场阿理什。机场上停着一架挪威航空公司的飞机，是挪威国王特别租用的，要接我们去该国首都。拉宾和佩雷斯倒很方便，可以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乘机前往。天真冷，我们的房子暖气不好，和加沙所有家庭一样，难以抵抗隆冬的严寒。
我感到疲劳，不愿起床。裹在被窝里，我不禁想起那些可怜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想起至今还挤在木板棚里的大多是1948年阿以战争造成的难民们。这些难民营是贝亚克、贾比利亚、夏蒂、哈尼斯、拉菲亚等。以色列军队撤离，1994年7月那天阿拉法特归来，总之这一复兴所激起的巨大希望，仿佛当天早上终于降临。我想到海格立斯的神工，就凭他一人，一个动作，转瞬间就把加沙重建起来。除非另有仙女可把这些不卫生的街道一下子变成花园。
然而，没有发生奇迹。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打掉宿命论，齐心协力，加快行动，消除贫困。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答应的千万援款，看不见，摸不着；相反，穷困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亚西尔已经陷入圈套，对如此脆弱的和平所带来的不幸的圈套。
我沉浸在幻想与忧郁的思考中。电话铃响了许久我才接。是艾哈迈德·蒂比医生，像是从耶路撒冷打来的。我打了个寒战，不安和喜悦交织在一起。我本能地把左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已能感觉到什么似的。我怀孕了。我期望有个孩子。喜悦、幸福马上要公诸于众，不再保持沉默了。秘密结婚，沉重多年，我太痛苦了。我在家中很自由，面对所有平民妇女，无须再受令人窒息的幕僚圈子的攻击或嫉妒。流亡岁月使他们变坏了。“务必告诉亚西尔”，我对蒂比医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