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担心，他已经知道了”，医生答道。
随即一阵大失所望，阿拉法特的妻子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能幸福地从丈夫的眼中看到分享喜悦的表情。而消息已为众多通讯社转载。如同每天晚上那样，我等到凌晨三点丈夫回来，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我感到他打心底里高兴，但却不表露出来。他对孩子的关心只是在谈到次日的远行时才间接地有所表示。对于我要不要陪他出访，医生们反对，我赞成，亚西尔则模棱两可。
在奥斯陆，拉宾和佩雷斯将由夫人陪同。1994年9月，出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我未出席克林顿总统参加的华盛顿协议签字仪式。这一次，我本应该在丈夫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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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已经作出。第二天清晨五点，苏哈和亚西尔肩并肩坐在黑色装甲奔驰车里，驶往阿理什机场。两小时的行程，路况不好，车飞速行驶，戒备森严。一批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军车，一直护送着他们。实际上，在这条公路上发生暗杀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条路经过附近不少建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移民点。那里居住着的一些反对自治的以色列人，一直视阿拉法特为该死的血腥恐怖分子。同时还有与以军合作的阿拉伯村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哈马斯等他们随时竭力阻止和平的进程。以军士兵和巴方警察联合巡逻也未能及时制止数起血案，甚至在阿拉法特车队通过之前戒严的几分钟内，还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马车。
第一部分让我自豪的家庭（1）
我们的家史，可以贴切地反映十字军东征以来的巴勒斯坦历史。
我们住在拉菲迪亚街道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父亲达乌德·塔维勒是银行家，领导奥斯曼帝国银行的支行。
我母亲是纳布卢斯惟一能说希伯来话的巴勒斯坦女性，也是惟一会开车的女人。
母亲最大的希望是，以色列人终有一天意识到我们人民的存在，并承认我们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