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界，傅斯年臧否人物的眼界之高是有名的，他能向吴晗示好，说明吴晗的学历在当时主流学术圈是受到认可的。
尽管吴晗还是选择了留校任教，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清华大学是中国当时学术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学府，这意味着学术等级制度壁垒森严，要想出人头地，不仅学问要做的好，也要看教育背景（跟今天大学选聘人才看“出身”是一回事）。吴晗不仅没有留洋的背景，当年连清华也是以工读生名义考进去的，在这所最“洋气”的学校里，吴晗的职业生涯，走得并不顺利。
所以几年以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也是考虑到以吴晗这样的资历，在清华大学想做教授是不大容易的，才把他聘到云大做教授。
这种经历，对吴晗来说当然是一种磨砺，但是也造成他人格上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自尊心特别强，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特别“要面子”。抗战时期，吴晗一度被请到西南联大去上课，主要原因是钱穆先生离校，教“中国通史”的教员人手不够，所以请他来“客串”。“中国通史”是公共必修课，上课的人很多，据说有一学年，第一次考试，吴晗就给全班学生打了不及格。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讲的，犯人来了先打三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重视这门课，重视这个老师。不过必须是权威教授才可以耍这个派头，像周培源先生的物理学必修课，就给学生们吃过这种下马威，学生们也买账。可是吴晗那个时候辈分很低，还是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教师，这样做难免让学生觉得妄自尊大。学生派代表跟吴老师理论，首先检讨自己不够用功，继而提出老师的授课方法似乎也可以改进。吴晗竟然一怒之下宣布罢教，在校园里引发一场风波。
这个故事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何兆武说的，在他的回忆录里，无论上课还是为人，对吴晗的评价都不高。其实吴晗这么做，也很好理解，就是太过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作为一位兼课的教师，本来就没有可资炫耀的教育背景，面对一群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学生，他当然希望尽快地树立权威，获得认可。只是有些时候，欲速则不达。
胡适
二
30年代初，胡适主张“科学救国”，反对青年学生到街上去散发传单，喊打倒之类的举动。九•一八事变后四个月，即1932年1月30日，吴晗给恩师胡适写了一封信，这是在他们往来十几封信中唯一谈政治的。信一开头就说：“有一疑难问题，数月来亘亘于胸，未能解决，盼望先生指示一条出路！”他写道：“学生离开书桌去发传单，喊打倒是无聊的，那么，学生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胡适指示吴晗的，当然也是“读书救国”这样一条道路。
不过，吴晗对胡适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他把“读书救国”看成空口说救国而已。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吴晗对胡适的治学之道由衷地接受，但对胡适不让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吴晗就不以为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