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吴晗赴昆明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此时,赏识他的前辈学人星散各地,生活中的朋友也漂泊四方。
在西南联大,具有留学背景的教授占了多数,这些留洋的教授通过各种纽带走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圈子,相互扶持。而吴晗无论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还是生活趣味上,与那些教授都是隔膜的。身处其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加之生活窘迫、对国家前途又感到迷茫和忧虑,他开始走进昆明的统战网络,他妻子袁震是穿针引线之人。在与共产党人和民盟教授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3年,吴晗加入了民盟,加入民盟后的吴晗,迅速融入角色,成为中共和自由知识分子中间的“桥梁”,团结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如钱端升、张奚若、向达、费青等人,“争取他们参加签名,作公开讲演,送给他们书报刊物”。在这种社会交往、互动中,吴晗对社会、国家命运等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日益远离了胡适提倡的学术救国、教育救国道路,从书斋里的学者转变为一个街头的革命斗士。
1946年8月,吴晗回到阔别九年的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此时,胡适已从美回国,准备就任北大校长。师生二人分别近十年,已经物是人非,政治上的分歧让二人未能再续师生情缘。从此,吴晗再也没出过一本像样的史学著作。
政权更替前夕,吴晗身为清华教授,已经准备出任高官。他派人游说胡适,动员他留在大陆。胡适断然拒绝,斩钉截铁地告诉吴晗三句话,即著名的自由面包论;并让来人转告吴晗“慎思明辨,好自为之”。
至此,师生情缘彻底断绝。进入50年代,大陆掀起批判胡适运动,吴晗积极投入,批判自己的恩师胡适,说“胡适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
人一旦无视情感,会变得非常可怕。
钱钟书
三
有一则流传广远的学林掌故说,1990年代前后,某次学术圈大佬们聚会,座间有人谈起吴晗全家的惨事。一向不问世事、沉默自卫的钱锺书,忽然对着邻桌的费孝通大声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无情得很吗?”底下唏嘘一片。
49以后, 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了仕途坦荡,他整过很多人。
1957年整风反右时,吴晗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右英雄。
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章罗联盟。吴晗把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交给了党领导。信中,罗隆基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并最终导致罗隆基划为右派,淡出政坛,历尽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