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整个办公室的灯全部熄灭，陷入一片黑暗中，大多同事早在两个小时前陆续下班，亚楠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此时北京的晚高峰才刚刚开始。
1992年出生的亚楠经历了互联网大厂的一路狂奔和失速，当降本增效成为大厂的关键词时，一批大厂人开始重新调转职业方向：“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工作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2023年国考总报名人数已突破250万，又一次刷新纪录，达到了近十年之最，相比2022年增加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
“以前没被社会毒打，一心想着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才明白父母说的话是对的。”从大厂离职的员工骁骁，也成为了百万国考大军的一员。她觉得，大厂的工作像是自我燃烧，虽然能被光环照到，但终究是一场不可持续的长途跋涉。
被实习生推着走，靠心理咨询支撑斗志
压倒亚楠的最后一根稻草，源于一次马不停蹄的出差。这是亚楠入职新公司后第一次高强度的外出经历，每天结束和团队、合作方沟通事宜，回到酒店已是凌晨1-2点。在她的计划中，出差方案可以预留1-2天的缓冲期。但是，在第二天上午，亚楠收到了来自同组实习生的催促。
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一个需求接着一个需求，亚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追赶不上大厂的速度。进入职场后，亚楠连续在三个顶尖大厂闯关，算得上行业里游刃有余的资深前辈。不过，实习生的工作效率隐隐地带给她一种压迫感，这一届00后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地打怪升级，修炼实习年限，有的甚至比她更懂公司的运行规则和人情世故。
接下来，又是连续一周随时待命的工作，看着实习生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亚楠一瞬间觉得自己“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连续几天忙到2-3点，第二天整个人都散架了，完全和年轻人没法比。”
大厂永远不缺年轻血液。即便在业务收缩的形势下，大厂依然没有放弃招新的计划。阿里巴巴春招吸纳了6000名应届生，京东的招聘规模接近1万人，包括近2000名00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裁旧招新是互联网大厂缩减人力成本的策略。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互联网大厂告别了高速增长周期，这也意味着付出相同的工作量，很难重现爆发式的增长。大厂员工陷入了更为紧张的工作节奏，他们以更长的工作时长换产出、换增量，一次次地试探着自己的底线，代价是被拖垮的身心健康。
事实上，入职第一家大厂不到两年，亚楠的健康状况便亮起了红灯。靠着不间断的心理咨询被迫重启，又在多个项目中再次爆发。“这是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跳出来，我还是会经历相同的轮回，也许老天也在提醒我该换一种生活方式了。”
根据亚楠观察，焦虑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办公室不少员工需要定期展开心理咨询，一些同事得靠药物维持高强度工作状态。“没有谁能长期接受高强度工作，只是强撑罢了，或者还在等待更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