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青少年自我伤害

自杀行为的存在；

自杀倾向或危机；

自杀行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半致死率（medial lethality）；

自杀行为的实施或其他自杀工具的获得

    评书中包括了专用于自杀的测量工具，以及其他测量更广泛行为的工具。评述中还是用了许多方法来确定相关工具。评述中选用的论文通过在社会科学引文摘要（th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Abstracts）、心理学文摘资料库（PsycLiT，现改名为PsyINFO）、Medline数据库【.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制作的医学文献数据库——编者注】等电子数据库中进行搜索而确定。此外为了确认新的工具，稳中还评述了心理测验主要出版商的出版目录。当评述测量工具时，使用了自杀行为的定义，并且讨论了工具的心理测量特征（信度和效度）。关注的心理测量属性包括：信度（reliability）、即在类似条件下重复测量获得类似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同时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量表分数与其他自杀评估工具的测量分数相关程度；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测验或量表的分数对实际自杀行为的预测程度。此外研究者还研制出了大量的测评工具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自杀倾向和自杀风险。有些工具以相当成熟，其心理测量属性被广泛测试，有些还在继续修订完善中。

    贝克绝望量表（Beck Hopelessness Scale，BHS）（Beck et al. 1974b；Beck and Steer 1988；Steer and Beck 1988）USA

    贝克绝望量表（BHS）来源于贝克的抑郁认知模型，其中绝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Beck et al. 1979）。绝望对自杀者来说是一种常见的情感体验（Shneidman 1996）。BHS量表包括了20个条目，是为了测量人们对未来的消极期望而设计的。量表要求被试根据上一周的态度来回答问题。因此，它是自评量表，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呈现。每个条目根据被试“是”或“否”的回答来计分，得分范围是0~20，分数越高表明被试的绝望程度就越高。

   BHS可用于中学生（de Wilde et al. 1993）、青少年精神病门诊患者（Brent et al. 1997，1998c）和住院患者（Enns et al. 1997；Goldston et al. 2000；Kashden et al.1993），以及在儿科就诊的青少年自杀未遂者（Swedo et al. 1991）。

    根据BHS的信度和效度，绝望似乎是青少年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结构。（Goldston 未发表的资料2000，请参考美国国家心理健康机构——NIMH在以下网址发表的文章：www.nimh.nih.gov/sucideresearch/measures.pdf）。该量表在这些患者中还获得较高的内部一致性（Steer；Kumar and beck 1993b）以及反复自杀（Goldston et al. 2000）存在相关。对于那些有自杀史的青少年精神疾病住院患者，BHS分数还可以预测出他们出院后的自杀企图，尽管控制了抑郁变量之后，预测效果在统计上不再显著（Goldstonet al. 2000）。其他研究还发现，和继续接受治疗的青少年相比，中途退出治疗的青少年其绝望分数较高（Brent et al.1997）。

    研究者还发现承认的BHS分数和反复自杀企图有关。BHS分数也可以预测有自杀未遂史的青少年精神疾病住院患者日后的自杀企图，但无法预测无自杀未遂是青少年的自杀企图。

    儿童自杀评估量表（Child Suiside Assessment，CSA）（Anderson and Lerzelere 1997；Larzelere and Anderson 1998）USA

    编制CSA的初衷是由于缺乏对6~12岁儿童自杀倾向进行评估的检验工具。CSA是以访谈为基础的测量工具，仍处在完善阶段。CSA特别适用于12岁以下的青少年，大多数其他自杀倾向评估工具都不合适次年龄阶段（Anderson and Lerzelere 1997；Larzelere and Anderson 1998）。CSA由三个主要的分量表组成，分别是“情感”、“家人和朋友”、“儿童对死亡的认识”。所有问题的得分加起来构成了总的“危险得分”。和危险等级相关的得分范围也同时产生。CSA是当前检测儿童自杀倾向较先进的测评工具，但还没有获得该量表信度和效度的验证数据。

    可牺牲的儿童测量量表（Expendable Child Measure）（Woznica and Shapiro 1990，1998）USA

    可牺牲的儿童测量量表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即如果年轻人觉察出自己将被家人“牺牲”（expendable），就更有可能陷入自杀的危险中。换句话说，该量表假设自杀的年轻人觉察到其父母希望（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摆脱他们或让他们死去（Woznica and Shapiro 1990，1998）。量表有12个条目，由临床医生进行评定。条目包括：“患者觉得自己是父母/家庭的负担”，“患者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等等。量表有助于判定那些青少年具有危险的自杀倾向而需要额外的评估，它还可以作为抑郁和自杀测量的补充工具。

    可牺牲的儿童测量量表已用于测量医院或私人门诊的青少年患者（Woznica and Shapiro 1998）。目前还没有资料说明该量表的心理测量属性，然而，有研究发现在一个既有自杀青少年又有非自杀青少年的精神病门诊患者的样本中，，改量表呈现内部一致性（Woznica and Shapiro 1998）。不过现在还没有公开发表的数据来验证其信度和预测效度。

    Firestone自我毁灭思维评估（Firestone Assessment of Selfdestructive Thoughts，FAST）（Firestone and Firestone 1998）USA

   FAST是自评量表，以“声音疗法”理论为基础（Firestone and Firestone 1998）。该理论中，“声音”被视为从父母那里获得并内化了的自我毁灭消极思维。和不断增加的自杀构想相对应，自我毁灭思维分为11种水平。水平1~5标明是与低自尊、自我挫败倾向相关的思维；水平6是与成瘾相关的思维；水平7~11是自杀倾向相关的思维。FAST还包括了“自杀意图成分”（Suicidal intent Composite），以次把有自杀构想和没有自杀构想的个体分开。

   FAST以同时用于测量住院患者和门诊病人。当对青少年和（主要是）成年住院病人进行测试时，总量表和：“自杀意图成分”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对于16岁以上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样本，总量表和“自杀意图成分”也表现出高度的内部一致性。此外，该测验具有较高的同时效度，因为它同自杀可能量表（Suicide Probability Scale）、贝克抑郁量表和绝望量表（Beck Depression and Hopelessness Scale）存在相关。但无资料表明该测验预测效度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其编制过程和有效性进行描述外，FAST还没有在公开的研究中使用过。它编织的部分目的是为了测量自杀可能性，因此，它的预测效度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儿童绝望量表（Hopelessness Scale for Children，HPLS）（Kazdin，Rodgers and Colbus，1986年修订）USA

   HPLS是贝克绝望量表（BHS）的修订版，被广泛地用于青少年自杀行为的研究中。它由7个项目构成，每个条目根据“是”或“否”的回答进行计分，得分范围为0~17。分数越高绝望程度就越高。

   HPLS最初用于测量6~13岁住院精神病人（Kazdin et al.1986），也可用于测量中学生（Col 1989a；Reifman and Windle 1995）、在儿童门诊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中（Boergers，Spirito and Donaldson 1998；Spirito et al.1987，1988）、儿童青少年门诊精神病人（Spirito et al. 1988）以及少年犯（Cole 1986b）。

    大多数使用HPLS的研究指出该量表得分和抑郁、自杀构想和自杀行为的内部结构存在相关。儿童精神病住院患者（Kazdin et al.1986）和非临床病人（Spirito et al. 1988）获得的分数大体上一致。研究表明HPLS在6~13岁精神病住院患者（Kazdin et al. 1986）同青少年精神病住院患者（Hewitt et al. 1997）样本上得分存在内部一致性。此外，HPLS分数和Beck等人（1974B）用来验证贝克绝望量表而是用的5条目调查表存在相关，表明HPLS具有同时效度（Kazdin et al. 1986；Spirito et al. 1988）、更高的抑郁诊断普遍程度（Kazdin et al 1991）以及更低的自尊水平（Kazdin et al.1991；Kazdin et al. 1986）有关。在控制了抑郁之后，关于HPLS分数是否和自杀存在相关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研究发现，成人的绝望可预测未来的自杀行为。然而，研究却没有能够证明HPLS分数具有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预测效度。一项研究考察了7~17岁住院和门诊精神疾病患者，并没有发现HPLS分数和三年后的自杀存在相关（Myers et al. 1991）。

    自杀倾向量表-30（Inventoryo of Suicidal Orientation，ISO-30）（King and Kowalchuk 1994）USA

   ISO-30（King and Kowalchuk 1994）量表以理论为基础，对“生活倾向性”和“自杀风险”进行测量。该量表是自评量表，用来评估13~18岁青少年的自杀情况。ISO-30有30个条目，分成5个量表，分别对应于绝望、自杀构想、知觉不足（perceived inadequacy）、应对情感和社会孤立的能力缺乏，以及退缩。被试根据他们近6个月来的想法来回答问题。每个条目的回答根据“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的4分量表来计分。八个“关键条目”用来评估自杀构想。自杀风险的分类（低、中、高）根据总分和关键条目得分进行综合评定。

   ISO-30以用来评估临床患者 （King and Kowalchuk 1994；Piersma and Boes 1997）和学生样本（King and Kowalchuk 1994）。。如果测试持续3~4天，整个量表和关键条目就会显示出很高的重测信度（King and Kowalchuk 1994）。ISO-30在测试临床青少年患者和学生样本是存在较高的内部一致性（King and Kowalchuk 1994）。ISO-30得分还与自杀构想调查问卷（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re，SIQ）和自杀构想调查问卷中学版（SIQ-JR，Junior High School Version）存在相关（King and Kowalchuk 1994）。

    该量表的效度只集中于自杀构想上。自杀未遂者和没有打算自杀的人在测验分数上的差异没有体现出来。此外，研究者也忽略了该量表的预测效度。

    生命态度量表（Life Attitudes Schedule，LAS）（Lewinsohm et al. 1995）USA

   LAS是自评测量工具，其基于的理论是：人的行为可以概念化为改善生命和威胁生命行为的连续体。LAS有一半条目评估改善生命的行为，一半条目评估威胁生命的行为。此外，还有相同数量的条目对思维、行动和情感进行评估。LAS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杀行为和自我毁灭行为就越严重。LAS的替代版本（Lewinsohm et al. 1995）和LAS的简化版（Rohde et al. 1996）已被研制出来。

   LASl已经开始在中学生和参加抑郁症治疗研究的青少年中使用（Lewinsohm et al. 1995）。在初次测量30天后对中学生再次测量，发现LAS的重测信度比较高（Lewinsohm et al. 1995）。在中学生样本中LAS的替代版本有着较高的内部一致性（Lewinsohm et al. 1995）。LAS是仅有的那些关注汇聚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区分效度（discrminant validiy）的测量工具之一。LAS对条目进行筛选时，限制了条目和抑郁、绝望和社会赞许性之间的相关，主要是为了降低条目的冗余度。目前该量表的预测效度还未得到考察。

    青少年自杀可能性量表（Measure of Adolescent Potential for Suicide，MAPS）（Eggert，Thompson and Herting，1994）USA

    自杀风险鉴别（the Suicide Risk Screen，SRS）和MAPS是鉴别处于高自杀风险中年轻人的两个阶段所用的测量工具。评估的第一阶段包括中学生调查问卷（the High School Questionnaire），其条目和SRS有关。测量的问题涉及当前的自杀构想及行为、和自杀行为有关的抑郁、酗酒以及药物滥用。第二阶段的评估包括MAPS面对面的访谈和计算机辅助的访问（Eggert et al. 1994）。MAPS评估自杀的直接危险因素（关于自杀所表露的态度和新年），其相关危险因素（抑郁、绝望、焦虑、愤怒、学校问题、酗酒和药物滥用等等）和保护因素（自尊、个人控制和应对策略等等）。

    还踊跃确认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学生（Effert et al.1994，Thompson and Eggert 1999）。虽然该量表通过对三盘MAPS访谈录像带进行分析，得出较高的评分者信度，但目前还需要证据证实该量表的重测信度（Effert et al. 1994）。研究发现MAPS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中等或中等偏高（Effert et al. 1994），SRS的内部一致性较高（Thompson and Eggert 1999）。不同分量表之间的关系为证明MAPS具有较高的汇聚效应和区分效度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另外，访谈者对MAPS个分量表的总体评分和洛杉矶自杀可能性量表的评分存在相关（Effert et al. 1994）。在对未来自杀行为的预测上，还未对MAPS的预测效度进行检验。

    Millon青少年临床量表（Millon Adolescent Clinical Inventory，MACI）自杀倾向分量表（Suicidal Tendencies Scale）(Millon 1993）USA

   MACI是用来评估青少年人格结构和心理症状的自评量表，有160个条目，根据被试回答“是”或“否”来计分。MACI还包括一个自杀倾向分量表。

   MACI的自杀倾向分量表已用于测量接受临床治疗的青少年（Hiatt and Cornell 1999；Millon 1993）。研究发现在13~19岁接受临床治疗的青少年样本中，该量表具有较高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Millon 1993）。该量表和评估抑郁严重程度、绝望、焦虑、社会不安全感以及冲动管理问题的量表之间有着中度到高度的相关（Millon 1993）。关于该量表的预测信度，还没有实证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该量表心理测量属性的评估并没有超过最初效度研究的范畴，而且量表的预测效度也不得而知。

    多重态度自杀倾向量表（Multi-Attitude Suicide Tendency Scale，MAST）（Orbach et al. 1991）USA

   MAST以人们对生于斯的不同态度为理论基础，包括了30个条目，用于评估个体的自杀行为倾向。评估的态度包括对生的兴趣，对死的厌恶，对死的兴趣和对生的厌恶这四大类。

   MAST已用于测试中学生、精神疾病门诊患者和住院患者（Orbach et al. 1991；Orbach，Lotem-Peleg and Kedem 1995）。没有县关资料表明该量表的信度如何。不过MAST的四个分量表在中学生、青少年自杀住院患者、青少年自杀门诊患者、无自杀倾向的精神病住院患者样本中获得较高的内部一致性（Orbach et al. 1991）。研究发现MAST的四个分量表在以色列临床和非临床青少年样本总的得分和以色列自杀可能性索引（Israeli Index of Suicide Potential）存在相关（Orbach et al. 1991）。该量表中个体对死亡的兴趣和自杀可能性量表（the Suicide Probability Scale）所评估的自杀构想、自杀威胁以及未来自杀的可能性评估有关（Orbach et al. 1991）。MAST可以区分出自杀青少年和非自杀青少年（Orbach et al. 1991；Osman et al. 1994）。但量表的预测效度尚未进行验证。

    PATHOS（Kingsbury 1996）UK

   PATHOS目的在于识别出有持续自杀倾向的青少年服用过量药物的危险。PATHOS是5个条目访谈问卷，也可对事故或意外发生之前的病人状态作进一步评估。5个条目相对应的问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