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前提是不能“富而骄人”。历史上确实有些时期是处于“人欲横流”的一种阶段。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讲，这对社会也是不好的示范，大家对此都非常反感、非常讨厌。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应该推崇“富而贵”。富有本身并不是一种过错，我们在追求的就是共同富裕。但是，要富而贵、富而雅、富而安、富而有德、富而长久，我相信这样一来中国的商业文化就会更加健康。
陈为：除了财富观，《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里还提到企业观。美国的企业观也在不断地发展、进化。福特当年要给员工高工资、给客户低价格，他的同行道奇兄弟就去告他，最后法院裁定说，公司的首要目的是给股东创造最高的利润。
后来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开始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利益相关者”的理念就被提了出来。前几年美国商业圆桌会议，认为企业的首要宗旨在于创建更美好的社会。
中国的企业观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利益相关者”的理念是已经深入人心了，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
秦朔：我个人认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社会的共同富裕，对于企业这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比如《公司法》里明确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国资委也要求央企要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谁要是说我做一家企业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估计他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虽然按照《国富论》的说法，他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不会这么说，因为整个社会文化对这种东西是不兼容的。
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比如扶贫，全国工商联的资料显示，大概有十几万家企业参与全面脱贫；许多大企业甚至上百人、上千人脱离正常工作岗位去参与对口扶贫。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中国企业不努力。但问题是什么呢？从整个国际社会来讲，并不是单纯地追求“捐”，而是思考怎么将其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
像比尔·盖茨基金会倡导“催化式的慈善”，把国际组织、国际金融市场、大药厂以及需要为儿童注射疫苗的国家政府整合起来，有捐助、也有发行绿色债券帮欠发达地区筹资。
接着，它再让欠发达地区对药厂有一个长周期的承诺，就是说总的采购量很大。这样一来，对于药厂而言，这就是一个可以去做的生意。目前，这种做法已经帮助到全球差不多一半的儿童，去注射过去注射不了的疫苗。
我当年采访孟加拉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时，他说，慈善的一块钱只有一次生命，但如果能把慈善的一块钱跟商业的一块钱结合起来，它可能会有无数的生命。
要想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得在很多制度，包括税收、抵扣等方面去做很多创新、下很大功夫，而不是简单地“多捐点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