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的这些“有产者”其实还是有着很好的社会关怀意识，无非他所关怀的事情不一样、所关怀的领域不一样、所关怀的半径不一样。
我觉得，在未来，我们还是要对中国传统意义上企业家的社会关怀意识，进行更大范围的推广。
其实我在跟很多企业家接触后，包括我个人也有这样一种体会，年轻时，赚钱、事业成就、上市敲钟会给一个人带来很大的快乐；但当财富积累到一定地步后，会发觉帮助别人、把钱给到更能发挥钱的作用的人和事物上时，会带来更大的快乐。
所以我也希望中国社会能够慢慢通过法治的方式、通过其他各种方式，将企业家贡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拓得更宽一些。这可能也是弥合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对立、财富仇恨的一个好办法。
因为一个人很难去说服人家，当你住在500平米的大别墅里，然后面对一个住地下室、月薪三五千的员工，跟他去讲是没有任何用的。他可能天然就会对你有“仇恨”。
那怎么办？就做好几件事，第一善待自己的员工，第二把自己的一些资金、精力拿出来去做一些非商业的、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这样整个社会就慢慢地能够实现一种相互的理解。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实现，但是，做肯定比不做好。
秦朔：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里有两位企业家的事迹是很有启发的，比如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当年也是一度挥金如土，但最后他的企业是成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基金会最早的企业之一。
卡耐基那篇《论财富》也成为所有研究基金会制度的人必读的经典文章。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企业家通过企业挣到了钱，如果把万能的美元都留给自己的子孙，“无异于给他留下一个诅咒”，这是不对的；而如果只是简单地把钱给了穷人、给了那些酗酒的人，好比把这些钱都投到了大海里去。
那应该怎么办？建立基金会制度，把钱放在独立、专业运营的基金会里。这些基金会投什么呢？教育、医疗，等等，让基金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梯，用专业化的力量让钱能够真正地造福社会。
第二位企业家是亨利·福特。福特最早把员工工资一下子提高到每天5美元，每天工作时长从9小时减到8小时；T形车最早卖8、900美元，后来卖300多美元。这就是企业家对利益相关方更加尽责任的一种表现。
而回到中国的商业文化本身，荀子那时就曾提出来说：“简未必是，奢未必非。”
也就是说，一个人并不是越穷越好，过得极其节俭也不一定就是对的，生活奢华一点也不一定是错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要是过得奢华一点，可能就要请更多佣人，比如坐一辆车就要配置一些车夫等，就会带动一部分服务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