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点，我也相信80后、90后的企业家会更加单纯，如果再让他们搞那些迎来送往、搞他们自己不习惯不喜欢的东西，他们宁可就不干了。从这个角度往未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陈为：《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里还讲到一个财富观的问题。福特、卡耐基这些人赚了大钱后，也会膨胀、也会精神错乱。
我原来以为中国的企业家很低调，上次跟胡润聊，他觉得很多企业家一点都不低调，很多企业家在个人享受上是很放得开的，甚至有些过头，缺少一点新教精神。
不知道两位老师观察到的，中国企业家在财富观方面整体是比较健康，还是有需要更新的地方？
吴晓波：这是因为中国没有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的一些基因。
新教伦理认为，一个人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给的，所以要节俭，要为上帝赋予自己的责任来从事商业活动。马克思·韦伯把这个当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基础。
而在中国，两三千年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特别现世和讲求及时行乐的民族，因为我们没有很抽象的宗教意识。
所以不仅是现在的企业家，即便是以前的晋商、徽商等，他们在获得财富之后，一定会把大量的钱用于现世享受，比如养个戏班子，或者造一所大宅子。
今天很多中国企业家也一样，为什么中国的奢侈品市场、高端房产市场会那么繁荣，都跟中国的消费精神有很大关系。
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倒也并不是坏事，因为有着那么强烈的现世消费和享乐精神，也就造成了中国古往今来商业极度繁荣的景象。
比如全世界哪里有像中国那么丰富的餐饮文化，吃饭的桌子边上还能摆个麻将桌，吃完饭后去洗个脚、唱个卡拉OK、掏个耳朵。在欧美哪个国家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农耕文明时期，中国这些商人的精神寄托在哪里？在家族。因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它是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才出现的，中国的“朝廷”跟平民之间的关联并不大。
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呢？是我的那个张家村、王家村、秦家村、吴家庄，等等。所以很多商人致富后，他的精力放在哪里？子孙的培养。他会花钱去建一个乡学、建一个私塾、修一份家谱、买一些公田、在老家建几个牌坊，等等。
他是以“宗族社会”作为边界的。但到了今天的中国现代文明社会后，整个宗族社会已经被彻底瓦解了。比如上海、深圳等地方的人，大量都是各地过来的。他们赚了钱以后怎么办？就要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还是蛮健康的，由于没办法参与到许多公共政治事务的讨论，中国企业家就把很多精力花在做社会公益组织上。
我记得2010年左右，当时中国有超过10000家NGO组织。平时哪怕再忙、生意再多的企业家，一说要到亚布力开个会，大家都能够腾出时间来，花几个小时坐下来讨论公益的事情。
